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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冰
《民國元年》一書出入於文史之間,使用了大量報刊等原始史料,又藉助小說、《竹枝詞》等文學記述,力圖呈現、描摹民國元年這一歷史現場,一一記述辛亥鼎革之際,家國、社會、男女、衣履和娛樂等日常生活方面的一朝劇變或緩慢遷移。“用學術的眼光,寫有趣的文章”是此書的寫作宗旨,文史互證則是其基本方法,而兩者恰有相輔相成之效。
本書作者顏浩對特定歷史時刻鮮爲人知的日常生活狀態,及浮現和隱含於其中的價值觀念變遷,給予了條分縷析、洞燭幽微的情境再現和意義闡釋。
其一是研究視角的獨特。不同於以往熱衷於對大歷史、大事件宏觀框架的大敘事,近年來的歷史讀物多轉向關注大歷史、大事件視野中的小細節、小“內幕”。這類敘述初看不無新鮮之感,細辨起來,卻不過是對大歷史、大事件或正或反的充實、補遺而已。不管哪類敘述,其中都難覓普通百姓個體生態與命運的蹤跡。於是,一種個體生命微渺、人文底蘊空洞的價值感受,就不免讓後人在仰望歷史的高遠、深沉之餘油然而生。其實,歷史前進步伐或快或慢,也許確與幾個偉人、幾個大事件的促成密不可分,但歷史洪流滾滾滔滔地卷攜着的,主要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個體。那些大事件、大人物不過是一些醒目的標誌,這些個體所構成的纔是歷史洪流本身。《民國元年》另闢新徑,將研究視角聚焦在百年前的社會生活,鮮明地體現出這樣一種思想理性的自覺。在該書中,大衆的衣食住行、婚慶文娛等等,都得到了有條不紊的展示,相當精彩地還原了“民國元年”這一標誌性年份應有的鮮活與真實,如同拂去寶盒上的塵埃,呈現出一個活化的“家國”。由此,《民國元年》反而顯出一種超越醒目標誌、關注洪流本身的通透與開闊,其中獨具意味的真相、人文情懷濃郁的新見,有力地淡化了普通讀者面對歷史的惶惑之感。
其二是研究手法的創新。作者從文學史、文化史和輿論史的角度,採用“文史互證”的方法,對文學作品與歷史資料進行了有效整合,使得該書既有歷史的真實、厚重,又有文學作品特有的生動、優美。“文史互證”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學者錢謙益的《錢注杜詩》,這本書確立了“詩史互證”的詩歌解釋方法,後經國學大師陳寅恪開拓,使“文史互證”具有了現代學術的氣質。有關晚清、民國的史料庫存極爲可觀,這一時期又是文學創作相當豐富的階段,對這種歷史資料狀況的貼切把握,自是成就《民國元年》的基本條件。該書的敘述兼具歷史筆法“微而顯,志而晦”的品格和文學的“美刺”特徵,往往由史料入手,構建出歷史的現場感,繼之以文學作品相佐證,用小說的虛構來形象地充實與“活化”各種社會風尚的史實,真實與虛構錯雜交織,創設出一個書中有書、不是小說勝似小說的閱讀情境。具體說來,書中大量地引用了當時《申報》《大公報》等報刊新聞,又梳理了惲毓鼎、老舍、梁實秋、張愛玲的日記或小說,經過分析、判斷和剪裁、組合,令人信服地展現出一幕幕鮮活而典型的歷史情境。無論在民國史著述還是在現代文學研究中,這種“文史互證”的方法均具新意。
其三是對史料的深度挖掘。歷史研究離不開史料的支撐,沒有對史料的獨家發掘與甄別、篩選,研究視角與方法的創新將淪爲空談。本書讀起來輕巧有趣,但透過敘述文字,既可見作者對歷史資料的廣搜窮究之功,又可見其處理龐雜史料的舉重若輕之能。該書涵蓋了豐富的民國史料,包括民國舊刊、舊照片,以及幾乎絕跡的小說文本等等。如對滿族作家穆儒丐及其作品《徐生自傳》《北京》等的深度剖析,就屬填補史料空白之舉,甚至可以起到爲學術研究拓展空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