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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守兒童為標志之一的新生代農民工悄然出現在城市的舞臺上,漸漸成為打工群體的主力。
尋找深圳新生代農民工
自上世紀70年代末起,中國社會先後經歷了三波『民工潮』,大批來自農村的城市打工者,構成了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同時也催生了大量農村留守兒童。
隨著時代變遷,第一代農民工逐漸變老、退出城市,以留守兒童為標志之一的第二代農民工悄然出現在城市舞臺上,他們大多出生在1990年前後,也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
與他們的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少了與農村的血脈聯系,以及對農村的歸宿認同,多了對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但學歷、身份等帶來的壁壘,卻將他們阻隔在夢想的大門外,一場與命運輪回的搏斗,正在這些年輕人身上上演。
2012年12月21日,周五,冬至日。
這一天是『世界末日』,與羅軍年齡相當的年輕人要麼回家與親人吃『小年飯』,要麼呼朋喚友在外吃著『末日大餐』。然而此時,羅軍卻穿著被泥水、灰塵弄髒了的衣服,在寶安西鄉一間正在裝修的屋子裡粉刷牆面。
羅軍很糾結,他早就不想再乾這個又累又髒的活兒,但他除了這門技術便一無所長。『我想改變,卻不知該往哪個方向努力。』羅軍有些無奈。
大城市雖好,但像羅軍這樣沒有背景、沒有地位的人,卻很難得到認同感。一天工作結束後,羅軍脫下工裝,換上乾淨的衣物走在深圳的大街上。他悄悄對記者說:『每天換下衣服,光鮮行走在路上時,纔覺得自己真的生活在大城市。』
童年的傷痕『每年見父母的天數,十個手指都能數完。』
羅軍今年剛滿20歲,來自茂名電白縣馬踏鎮上村。由於家庭貧困,羅軍的父母在他1歲左右就離開村子,來到『淘金者』夢寐以求的深圳。在羅軍所在的村子裡,類似這樣的情況並不罕見。
在羅軍16歲之前,每年只有過年的1個月能見到父母。但與周圍的玩伴相比,羅軍並不是最慘的,因為他的很多玩伴,每年見到父母的天數,『十個手指都能數完』。提及這些往事,羅軍的眼睛一直盯著地上,帶著一絲木然。
2008年,由於成績不理想,羅軍輟學後來到深圳,成了一名泥水工。他的父親當時是一名獨立包工頭,平時以『打游擊』形式在原關外地區接活,羅軍順理成章地成了父親的學徒。
據當年的一些留守兒童反映,農村裡班上的留守兒童,多由爺爺奶奶照看,成績普遍較差。在那個通訊不發達的年代,老師只能放棄跟家長溝通。不少留守兒童因成績不理想而輟學,成為過早外出打工的直接誘因。
距羅軍的老家西北1500公裡,是我國著名的勞務輸出大省(市)重慶市。留守兒童周曉鵬也遭遇了和羅軍一樣的晦暗童年。1997年,巫溪縣小伙周曉鵬的父母,也從老家走了出來,父親去了福建做建築工,母親則來到深圳。
離開了父母的周曉鵬在奶奶的陪伴下生活,那時他正在讀小學五年級。每天放學後,周曉鵬除了要完成功課外,還得自己做飯洗衣、照顧年僅6歲的弟弟,有時還得操持家裡的農活。『我們都知道父母是去賺錢養家的,雖然心裡很不情願,但也無能為力。』周曉鵬說。
父母離家之初,雖然讓周曉鵬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日子一久,他開始變得性格孤僻、不自信,膽子也變小了。『幾乎每天放學後,都要被無緣無故暴打一頓,同學們愛搞小團體,經常欺負那些父母不在家的孩子。』
正處在青春叛逆期,又沒有了父母的看管,周曉鵬也開始變得『玩世不恭』。短短一年,他的學習成績從班上前10名跌至倒數前10名,一向最讓他自豪的語文成績在一次年終考時只得了30分。
『當時通知書都不敢拿回家,直接扔在了路邊,然後跟家人說考得還不錯。』每次撒完謊,周曉鵬都會陷入無盡的自責和埋怨,『我經常想不通,為什麼自己就這麼沒用,還老被人欺負,為什麼我爸媽要出去,不在我身邊?』
最初的夢想『只要有人過來,就問「你看到我爸媽沒有」。』
『少年就像一個快樂的王子,他不問天多高,也不知人間尚有煩惱,一心只想摘下天上的明星,鋪一條光輝燦爛的大道。』400年前,德國著名天文學家拜爾留下這樣的名言。
因為有著父母在外這段特殊經歷,留守兒童比起其他農村兒童,對於城市的認知開始得更早。從父母口中得知的都市生活,就仿若天上的明星,照耀著無數留守兒童們共同的童年……
張娟,一個來自四川的鄉下女孩。記者見到她時,她穿著藍色的粗棒針毛衣和一條黑褲子,皮膚細滑水嫩,透露出一個城市年輕人的時尚勁兒。這個1990年出生的女孩子,走在大街上根本看不出她來自農村。
張娟兩歲時,父母就離開家鄉外出打工,留下她和幾個姐姐跟爺爺奶奶一起過。每到過年時,張娟的爸爸媽媽都會回家,帶給她們好吃的食品和漂亮的衣服,而這些禮物是她以前從來見過的。『快過年的時候,我們最開心了,每天跑到村口去等爸爸媽媽,只要有人過來,就問「你看到我爸爸媽媽沒有」。』
由於留守兒童家境普遍較差,在他們眼中,一個漂亮而精致的蝴蝶結,一個印著『哪吒鬧海』的書包,或是一把玩具手槍,都成了十足的奢侈品。
談到童年的那些小玩意,周曉鵬向記者傾訴了他的一段尷尬往事。『當時我在電視上看到,很多城裡的孩子都在玩一種「鳥槍」,所以也想讓爸爸從外地帶一把回來,這是我琢磨了一整年的事。而那年爸爸從福建回來,對我說已經買了,就放在包裡,可最後我只從他包裡掏出了一把挖煤的鏟子。』
因為這件事,周曉鵬郁悶了好幾個月,『他們覺得你是個小孩子,騙騙也沒關系,但實際上我卻很受傷』。周曉鵬說,因為從小經常聽到父母講述外面的世界,所以對新事物抱有許多幻想,但父母並不能時刻都滿足要求,自己又不敢主動索要,『所以要實現這些夢想,只能期盼著快點長大,自己出去掙錢』。
2000年,新年不久後的一天,周曉鵬做出了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決定。那天天還沒亮,周曉鵬就爬起床,挎著籃子,裝上幾套衣服,偷偷拿走父母寄回家的400元學費,趁著天黑繞山路走到鎮上,坐上了通往縣城的大巴,之後又坐上了前往福建的長途汽車。
『那是我第一次離開村子,當時心裡已經顧不上害怕了,只想著不要被人發現就好。至於這一走要到什麼地方,我心裡一點譜都沒有。』
身份的焦慮『別人怕我們弄髒了他們的衣服。』
城市,對於一個年幼的進城務工者到底意味著什麼,是希望的起點,還是夢想的終點?在來到深圳之前,羅軍、周曉鵬和張娟們,都沒能夠想清楚。
初來大都市的新鮮感,曾一度讓羅軍興奮不已。他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走在寬敞的深南大道,看到巍巍高聳的地王大廈時的情景,那時在他的心中便暗自立下壯志:一定要在這個城市待下去。
然而,完美的感覺沒能持續多久,來深半個月左右,羅軍敏感地發現大城市生活不像他所想的那樣宜人。
『每當我和父母走進公車、地鐵,總會迎來一陣異樣的目光。一排座位還有空位,我就過去坐。但有的時候我一坐下,旁邊的人就會躲開或是直接不坐了。』羅軍回憶說,『我後來纔慢慢懂了,是因為我們一家人穿的衣服不乾淨,別人怕我們弄髒了他們的衣服。』
雖然羅軍是給父親打工,但他每月的收入全都是按勞所得。『家裝費用越來越高,而且我能獨立完成的工作也越來越多,我的收入自然高了。』現在羅軍每月大概能到手7000多元,相當於深圳普通公司一位中級白領的收入。
『一個月31天,我乾25天,每天早8時乾到晚6時,中間休息1小時。9個小時內,我有7個半小時是蹲著完成工作的。』羅軍想說明的是,自己賺的都是些血汗錢。
羅軍說,他的父親乾活到現在都沒有做過一次體檢,他記得有一年,他送給父親一張體檢卡作為生日禮物還被父親狠狠罵了一通,『他怕一檢查就會發現各種各樣的毛病,生活就這樣沒了盼頭』。
和羅軍相似,之前從老家偷跑出來的周曉鵬,到福州後第一天,花了一整夜時間,欣賞了這座城市的夜景,之後便開始了自己的『拾荒』生涯。『我去應聘過一些工廠,老板看我又黑又小,問我是不是來「斷奶」的,死活不肯要我,所以我只能去街頭撿垃圾。』
之後,周曉鵬在當地一家玩具廠找到工作,3個月賺到146元。大城市裡的工作生活,並沒有他當初想象的那麼風光,此後幾年,周曉鵬也一直覺得,難以融入這座新的城市,夜裡經常在被窩裡偷偷流淚。
『在外感覺自己太弱了,比如你在市場買點東西,排隊時就有人直接把你扒開,插隊到你前面。』為了不至於被欺負,打工2年後,周曉鵬選擇了辭職,進了老家的一家『武館』習武,為的是讓自己看上去『強壯一些』。對於這段離奇的人生經歷,至今周曉鵬仍覺得啼笑皆非。
金錢的魅惑『沒賺到什麼錢,我媽不願意再跟我們吃苦了。』
在周曉鵬回到老家的第2年,家裡發生了一起重大變故。他對記者說,他的父母在相處了20多年後,最終選擇了離婚,原因是『母親在外有了別的男人』。『我爸這麼多年在外打工,沒賺到什麼錢,我媽不願意再跟著我們吃苦了。』
受到母親的刺激,周曉鵬2004年再次外出打工,這一次來到了深圳,只為錢而來。他先後在龍崗進了3家工廠,從事玩具和電子配件制造等工作。
目前周曉鵬的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扣掉食宿等費用,每個月能存2000多元,其中大部分要寄回老家。『這點收入在深圳生活還是太困難了,我每天只做上班、下班、睡覺三件事,沒有時間,也不敢去享受業餘生活。』
身處高消費的大都市,掙錢毫無疑問是所有進城務工者們的共同追求。與周曉鵬相比,出生於1986年的江西姑娘王飛則要幸運很多。當初她也是一名來深打工的『留守兒童』,如今她已經坐上了中原地產雅頌居分行高級分行經理的位子。
當年大專還沒有畢業的她,沒有聽從父母『去廠子裡找一份工作』的要求,而是乘著南下的火車來到深圳。在火車上,王飛偶遇的一名室內設計師告訴她,『再苦再累都行,但不要去工廠』。王飛將此話銘記在心,此後她選擇了在一家『有電腦』的室內設計公司工作。
在設計公司做了幾個月,勤快好學的她獲得了老板的信任,一次幫公司租用辦公室的經歷,讓她成功跳槽變身為一名地產中介。2005年,王飛頭一次拿到了月薪8000元,給父母寄去了5000元,『這筆收入讓父母難以置信,還專門來深圳看她到底在做什麼工作』。
『我的那些去工廠做工的同齡人,現在可能還在為溫飽而努力』,王飛告訴記者,地產中介這個行業給了她一個全新的選擇,在她看來,這裡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可以和很多人打交道,也很好玩,這是他們父母那輩打工者所不曾想的。王飛的故事也已成為中原投資拍攝的深圳經紀行業首部微電影的人物原型,這部電影已於前幾天首映。
據深職院社區管理與服務專業教師倪赤丹介紹,目前深圳留守兒童農民工,大都像羅軍、周曉鵬一樣,『不願意從事農業勞動,但工業社會需要的是高技能人纔,這部分人缺乏技能,滿足不了城市轉型的需求,往往只能在中下產業鏈中就業』。而能夠像王飛那樣,能體面地工作還能掙錢的案例並不多見。
命運的輪回?『不管兒子現在恨不恨我,我相信他以後能理解。』
在王飛的影響下,她的妹妹前不久也到深圳從事地產中介工作。『也許這個行業能給我們進城打工人員更多機會。』而作為農民工中的一代,王飛依然無法割捨故土,『在老家給父母買了地蓋了房,我總想著哪一天我不想做了還會回到那裡』。
已經在深圳打工4年的羅軍,已經學會了上網、學會了講更標准的普通話、學會了用網絡銀行轉賬……工作方面,羅軍也不弱,據父親的評價,他已可以獨立且有質地完成衛浴防水、刷牆、貼瓷磚等一系列工序。
不過,最近羅軍仍然心事重重。因為和白領們相比,羅軍和父親目前都還只是臨時工,沒有社保福利。『如果條件允許,我更情願選擇別的工作。』父親羅好似乎也看出了兒子的心思,『裝修工太辛苦了,而且好手藝也不是一兩天就能學回來的,能吃苦又願意用心學的年輕人不多了』。
『我知道需要改變,但我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羅軍說,自己想先去技校學習另一門手藝,卻不知該學什麼,『貌似其他的手藝,都沒有泥水工賺得多』。由於考慮到短期內有可能與女友結婚,用錢的地方還很多,羅軍已經糾結了半年多,還沒能在收入高低與工作性質兩者中作出取捨。
然而,周曉鵬如今遇到的問題卻要復雜得多。由於幼年留守留下的陰影,周曉鵬從打工第一天起,就想趕快建立一個自己的家庭。2006年,周曉鵬在深圳的工廠裡,認識了當時的女友(如今的妻子)小薇,女友未婚先孕,兩人草草結婚,如今兩人因感情不和,走到了離婚的邊緣。
周曉鵬帶著6歲的兒子,實在無法在深圳立足,不得已在2008年將兒子送回老家由父親看管。『一想到孩子我就忍不住流淚,我已經3年沒見過他了,那年回去他纔3歲。』講到這些,周曉鵬眼眶有些濕潤了,『在家那幾天,我稍微對他不好,他就嚷著說「你回深圳你的家去」,我很擔心下次回家,孩子會叫我「叔叔」。』
周曉鵬不相信命運,但如今自己的孩子,卻真真正正走了上自己的『輪回路』。然而,比他更悲慘的是,孩子的留守歲月可能更加長,在父愛和母愛雙重缺失的環境下成長。『我想多掙錢把孩子的基礎打牢,不管他現在恨不恨我,我相信他以後能夠理解的,就像我如今理解我父親一樣。』
周曉鵬並非不想把孩子接到自己身邊,但若要進深圳的私立學校,學費承受不起,而進公辦學校,則手續過於麻煩,門檻太高。如今,每次周曉鵬給老家父親打電話時總不忘強調:『不能用過去教育我的觀念教育你的孫子,時代已經變了。』
晚上6時半,周曉鵬一接受完記者的采訪,就匆匆投入到長達10小時的夜班中。而羅軍也剛好結束了一天的工作。
走到一個地鐵口,羅軍從一個大盒子裡取出一大包衣物,之後換上一塵不染的衣服再次出現。這樣的換裝動作,羅軍只花了5分鍾,而他已經重復做了整整4年,今後還要做多久,似乎沒人能夠給出答案……
策劃:劉麗
統籌:鄧翔
撰文:鄧翔張西陸劉昊孫穎
曲廣寧譚冰梅劉麗
攝影: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