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實錄

　　歷史既是由風口浪尖的人寫就的，也是由無數小人物的奮鬥史構成的。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酸甜苦辣，他們的人生命運，都應該是媒體關注的——這裏講述的是親歷者自己的故事。

　　賀祿汀決定了我的一生

　　賀祿汀決定了我的一生，我這麼說也許有人認爲是“拉大旗做虎皮”，那麼大的藝術家跟你有嘛關係？是不是矇事呢。的確，在中國音樂史上，賀祿汀太有名了，他作的許多曲子至今被人們傳唱，也是中國音樂作品的經典，比如膾炙人口的《游擊隊之歌》《大刀進行曲》等。那麼一個大作曲家怎麼會跟一個普通的調律師搭旮(界，上海方言，有關係的意思)呢？但這是事實，如果沒有那次在上海琴行的巧遇，沒有他的那句話，我不會到天津來，也許還會改行。總之，人生不會是現在這樣。

　　剛纔說過了，1947年我十歲到舅舅在上海開的美惠琴行學徒，那時的琴行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的琴行就是賣琴，做琴有專門的鋼琴企業。那時的琴行，跟別的商鋪一樣，也是前店後廠，自己做自己賣。主要零件如鋼板、琴絃等從國外進口。琴鍵、琴箱自己做，然後組裝成整琴出售。我正式學徒是從學撥絃開始的，撥絃的手藝像那麼回事了，師傅再一點點教調音。其實，調音最重要的是耳朵靈敏，能一下聽出音的高低，雖然那時也有音叉幫你校對，但音叉只有一個標準音，其餘那麼多全音、半音都要你自己調。那時我們早晨六點起牀，夜裏十點收工，吃住全在琴行裏，睜眼閉眼全是鋼琴。說句到家的話，那種環境和感覺，讓我覺得自己和鋼琴已經成了一體，它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它。

　　我怎麼見着賀祿汀的呢？想來真有點傳奇。上海是1949年5月解放的，當時的情景跟電影裏演的一樣，解放軍夜裏進城一點不擾民，全睡在人行道上。當時我學徒的琴行在山西南路上，離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淮海路很近，所以那天店門一開，就看到路上躺着不少解放軍。就是那天，有兩位穿着幹部服裝的人走進我們琴行，他們在店裏邊看琴邊說話，看上去年紀稍大些的那位先生，還幾次試了試琴。當時我正在調一臺沒組裝完的琴，身邊的師傅悄悄地對我說：“小陳快看，那位老先生是賀祿汀。”“賀祿汀是仨寧(上海話，啥人)？”“哦呦，虧了你還是吃鋼琴飯的，連賀祿汀那麼大的作曲家都不知道，真是罡度(上海話，傻瓜)。”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賀祿汀的大名，也是第一次見到他。先生看上去很親和，當時他在我們眼裏“老”，實際上也不過四十多歲。我和師傅正議論着，沒想到賀祿汀走了過來，我緊張地趕緊低頭調琴。這時他說：“小師傅，多大了？”“13歲。”“出師了吧？看你調琴挺熟練的。”我點點頭，沒敢看他。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說：“想不想出去當幹部？”“不會當幹部，只會調琴。”我實話實說。“當幹部也是調琴，只不過不是在琴行，而是給音樂學院調琴，還有工資的。”聽他說完，我心動了，下意識地點點頭，說：“行，我去！”“那好，過些天有人會來找你。”說完這話，他和那個人一起走了出去。

　　說實話，當時也沒怎麼把這事放在心上，以爲大作曲家賀祿汀一說一笑，過去也就忘了。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真有人到琴行來找我，說是賀院長交辦來找我辦手續的。後來我才知道，1950年中央音樂學院成立，原本賀祿汀準備出任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當時定下的院址就是我們現在的天津音樂學院。那天他到琴行來看琴也是爲學院的創立做準備。但不知什麼原因，後來賀祿汀留在了上海，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是馬思聰。

　　接着說我自己的事，我很高興地跟賀先生派來的工作人員辦了手續。聽說我要到天津去，琴行裏的同事們很擔心，當時他們都沒到北方來過，不知天津到底有多冷，但聽說北方到冬天能凍掉鼻子，還說一年四季冰不化，好多房子都建在冰上……“哪有那麼冷，你到天津就知道會不會凍掉鼻子了。”那位工作人員哈哈大笑，然後輕輕拍拍我的頭，意思是讓我放心，天津沒有那麼冷。就這樣，我離開了上海，成了中央音樂學院首批調律師，後來中央音樂學院遷到北京，我留在了天津音樂學院，直到今天雖然退休十幾年了，但返聘還在學院調琴。

　　用現在的話說，當時我到天津真挺“牛”，第一個接待我的，是當時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後任天津音樂學院首任院長的繆天瑞。繆院長很熱情，說他知道我是賀祿汀挑中的調律師，希望我能安心工作，有什麼困難可以直接找他。說真的，現在有時想起當年這些事，覺得挺好笑但也很溫暖，好笑的是當時我才十三四歲，而馬思聰院長、繆天瑞副院長他們，當時都是三四十歲的大藝術家了，但他們對我卻跟成年人一樣尊重，工作上也信任我；溫暖的是他們始終很關心我，又像長輩對孩子那樣的寬容、理解、支持。

　　有幸與一大批藝術家同事

　　說實話，我真挺自豪的。到了天津以後，一起工作的全是中國一流的大藝術家。

　　剛纔說過了，馬思聰是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同時也是聞名中外的小提琴演奏家，他的夫人王慕麗是他的鋼琴伴奏。我記得當時他家住在和平區潼關道1號，家裏有一架德國鋼琴。別看馬院長是位大藝術家，但對人很謙和很禮貌。按說，我當時只有十幾歲，而且還是他手下的職工，他家的琴需要調，打個電話或找個人通知我就行。但他不這樣，每次都是上門“請”我，而且還特別客氣地稱我爲“小陳師傅”。

　　聽院裏的老師們說，馬院長對所有人都很尊重，包括對他的夫人。有件事我記得很清楚，當時院裏有意給馬院長配一個新的鋼琴伴奏，新的鋼琴伴奏比馬院長的夫人水平高。院裏本是好意，因爲馬伕人的鋼琴伴奏水平與馬院長有一定差距，所以馬院長有時演奏不得不放慢速度，以避免相互脫節。馬院長知道院裏的好意，但他還是拒絕了，說一直與夫人合作，雖然她的伴奏水平是低了一點，但如果換了伴奏，她會傷心難過。就這樣，馬院長一直堅持讓夫人給他伴奏，遇到快節奏時，他會刻意處理得慢一點，儘量做到珠聯璧合。

　　那時我還有一個特別深的感受，是國家很重視中央音樂學院。舉兩個例子給你聽，一個是中央音樂學院1950年創辦，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卻是1956年創辦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是當時的建院體制沒有附中，一直沿用新中國成立前舊的學校編制，年齡小的學生在大學裏編進少年班，就相當於現在的附中。我記得1956年中央音樂學院有一批少年班的學生畢業了，有人考上了大學，有人沒考上需要分配工作，但卻遇到了問題——學生分不出去。分不出去的原因很簡單，人家一看他們的學歷是“少年班”，誤以爲水平不行，寧可不要。後來聽說這事讓到天津來的周總理知道了，周總理說那就把“少年班”改作附中吧，這樣就不會有誤解了。

　　附中成立了，校名請誰寫？有人說，中央音樂學院的校名是郭沫若寫的，附中也請郭老寫。這提議雖然好，但校領導們卻有些糾結，郭老是中央領導，能有時間寫嗎？其實當時郭老的兒子郭立鴻，就是音樂學院的大學生，但他們斟酌再三，最後還是決定“組字”。所謂“組字”，就是把郭老寫的字組起來用，“中央音樂學院”幾個字有了，“附屬中學”四個字到郭老給別處寫的字中提取。這麼着，表面一看中央音樂學院附屬中學的校名也是郭老寫的，雖然內行也許能看出不那麼一氣呵成，但外行基本看不出破綻。

　　不知是郭立鴻跟父親說起了這事，還是郭老問起了附中的事，反正後來郭老聽說“組字”的事後，說再忙寫幾個字的時間還是有的，何必東找西湊的不嚴謹。於是，郭老馬上題筆寫了“中央音樂學院附屬中學”校名，讓兒子帶回學校。這件事，當時中央音樂學院的師生們都知道，並當成美談。

　　我的少年朋友都是大師

　　一點不吹牛，我的少年朋友都是大師。名氣小的不說了，就說人們耳熟能詳的，如劉詩昆、鮑蕙蕎、盛中國、殷承宗等。

　　爲什麼能與他們成爲少年朋友呢，不說你也知道了。到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工作後，劉詩昆、鮑蕙蕎、楊竣他們那批人，當時都是少年班的學生，我雖然是學院的調琴師，但比他們大不了一兩歲，他們練琴我調琴，業餘時間一起在操場打球，一天三餐一個食堂吃飯，自然而然就熟了。平心而論，他們那批學生之所以後來個個成爲演奏家，跟他們當年的單純執著、刻苦練琴有關係。當時大家都知道，劉詩昆家裏很富有，用現在的話說，那是正宗的“富二代”，但在我的印象中，當時瘦瘦高高的他，留平頭、戴眼鏡，文質彬彬，對人很有禮貌。我每次給他調完琴，他試奏以後都要真誠地說謝謝。鮑蕙蕎跟劉詩昆不一樣，她來自普通老百姓家庭，進校時的水平也遠不如劉詩昆，而且開始學琴時年齡偏大。聽她的老師們說，她將就夠“599(車爾尼鋼琴初步教程)”水平。也許正因爲如此，鮑蕙蕎的刻苦勁兒誰也比不了。我記得當時她很瘦弱，也不愛講話。別的女孩子休息、逛街的時間，她全用在了練琴上。後來她一點點追上並超過了別人，沒有那種刻苦勁兒，是根本不可能的。

　　怎麼會跟盛中國成了好朋友呢？他是小提琴演奏家，不用我調琴，應該跟我沒嘛關係。可當時我跟他父母是同事，他父親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雪，母親朱冰老師也在音樂學院工作。當時盛中國有九個弟弟、妹妹，他排行老大。可想而知，一個家裏有那麼多孩子，父母工作又忙，孩子肯定經常“放羊”。記得有一天晚上，朱老師把我找去，指着她家大通鋪下的一溜鞋子說：“小陳師傅，你看我家老三老四沒回來，麻煩你陪中國一起去找找吧。”這樣的事沒少發生，所以當時我跟盛中國就更熟更哥兒們。當然，他跟我好還有一個原因，我當時雖然比他大不了幾歲，但我是拿工資的調律師，每月有八十多元的工資，當時這個數跟現在的“小款”差不多，我們小哥兒倆出去玩，我出手挺大方，有時還心甘情願地“資助”他。所以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好朋友，前些年他到我家，進門後直言不諱的第一句話“你怎麼過得那麼窮？”我一笑，心想怎麼能跟你滿世界轉的大藝術家比。在我看來盛中國是一個很重情很仗義的人，後來我女兒跟他上課學琴，他始終一分錢也不收。可以說，如果沒有他的培養，我女兒不會考進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後來又出國留學，現在是奧地利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演奏員。

　　說實話，曾與那麼多中國一流的藝術家爲伍，最讓我受益而難忘的，是他們對藝術對人生的態度。不瞞你說，到天津後我跟大師們學過鋼琴、小提琴，他們全是免費教我，就像對待他們的學生那樣，認真施教一絲不苟。學拉提琴是因爲喜歡，學彈琴是對調琴有幫助。剛纔你問我，在音樂學院守着那麼多大師，如果改行學演奏，可能也會有所作爲吧？但現在我還是個調律師，後不後悔？老實話，前一個問題，我覺得有可能。後一個問題，實話講：不後悔。他們有他們的專業，我有我的專長。當時我就想，調琴也是一門藝術，自己沒必要放棄一門熱愛並掌握了的藝術，再去學一種自己不具優勢的藝術。我一直認爲，自己與他們從事的是不一樣的藝術門類，雖然收入上跟他們沒法比，但就其藝術本身，不分高低貴賤，而且他們沒有我還不行呢！

　　-時間:2013年1月11日

　　-地點:天津音樂學院

　　感受講述者

　　別樣的“大師”範兒

　　他跟電影《風聲》裏梁朝偉扮演的角色一樣，是人們不大熟悉的鋼琴調律師。

　　《風聲》的主演是大明星周迅與梁朝偉，故事背景地是解放初的上海。當時共產黨爲找到信號頻率飄忽不定的“敵臺”，組織派周迅扮演的機要員，到上海找尋一位可以分辨捕捉細微音頻的鋼琴調律師。於是，梁朝偉被請到了祕密的電臺基地，他那對有特異功能的耳朵派上了大用場……

　　電影裏梁朝偉扮演的鋼琴調律師很帥，雖然雙目失明，但派頭裝束範兒，一點不差。但在天津音樂學院幹了六十年鋼琴調律師的陳錫祥，外表氣質勁兒，卻與常人幾乎沒任何差別。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後背微駝、頭髮稀少、江南口音的老人，永遠給人幸福快樂的感覺，無論是音樂學院的大學生還是小琴童都喜歡他，親切地叫他“陳爺爺”。他的一半裝備，是一輛“二八型”老舊自行車、一個鼓鼓囊囊的工具包和一個用了多年的老手機；另一半裝備，是靈光的耳朵和粗糙的雙手，還有聽見旋律就專注的心。

　　自以爲跟陳老很熟，多年來他一直給兒子調琴，每年至少見上幾面，見面時攀老鄉聊熟人，家長裏短沒少說。但卻怎麼也沒想到，他的人生中有那麼多帶傳奇色彩的“故事”。那天聊天是從《風聲》裏的調律師開始，當聽到上海、琴行、調律師這三個詞時，陳老的反應就像電腦搜索引擎得到了指令，悠然鏈接出的內容多得目不暇接，可見這些記憶是留在他心底的，儘管時間已過了那麼久，但回味時依然清晰。從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電影裏的場景他很熟悉，因爲他的人生就是在上海那樣的環境中開始的：法國梧桐掩映着的洋房，跑汽車也跑人力車的街道，帶旋轉門的音樂廳，還有清雅寧靜的琴行……他說上世紀四十年代時，上海的琴行已經很多了，開琴行、學調律的，多是腦瓜兒活絡手裏有錢的寧波人，包括他自己，1947年小學一畢業就揹着鋪蓋捲兒，從寧波老家到上海舅舅開的琴行裏學徒。

　　1949年，上海解放了。大藝術家賀祿汀到他所在的琴行買琴，碰巧看到剛出師在店裏調琴的他，走過去親切和藹地說：“即將成立的中央音樂學院需要調律師，小師傅你願意不願意去？”那時只有13歲的他，的的確確是個“小師傅”。“行，我去！”就這仨字，讓賀祿汀高興地拍了拍他肩膀，然後說過幾天有人會來找他。

　　“這一學一去就幹了一輩子，而且給中國那麼多大藝術家調過琴，值了！”陳老如數家珍地說出了賀祿汀、馬思聰、朱工一、盛雪、葉開基、周廣仁、劉詩昆、殷承宗、鮑蕙蕎等人的名字，滿足和自豪的微笑始終在臉上盪漾。尤其讓他難忘的是，像劉詩昆、鮑蕙蕎、盛中國等一批新中國培養出來的藝術家，都曾是他少年時的朋友，他們在天津原中央音樂學院的校園裏，一個食堂吃飯，一個操場打球，一個樓裏生活，一起走過了那段美妙的時光。

　　此時此刻，擱別人也許會有失落和遺憾，因爲他幹了一輩子的調律師，如同給別人做了一輩子嫁衣裳。如今穿過他做的嫁衣的“新娘”們，個個都被人們仰視，而他還是蹬着自行車，馱着工具袋，默默無聞地調琴。“這沒什麼可失落的，乾的事情不一樣。他們琴彈得好，但我琴調得好，也了不起，對吧？！”說這話時，陳老一字一句很認真，一點不想謙虛也一點沒有謙虛，而且還是一種讓人應該信必須信的口吻。

　　有意思的是，陳老講述時幾次有意“秀”幾句跟鋼琴有關的英文單詞，挺專業挺出彩兒；每次調完一架琴，隨手來幾段李斯特、海頓的小旋律，很欣賞地自我沉醉。其實，他即使不“秀”，他的經歷他的人生，已經有一種別樣的“大師”範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