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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躋沐恩堂西側,沿街三樓那間正對着人民公園的客廳。此刻,客廳的窗戶被輕輕地推開了,裏頭探出了一個男孩的身影。他趴在窗臺上,久久地凝視遠方:目光越過了公園綠地的樹梢,越過了廣場前面的一塊空地,最後落在了舊上海跑馬廳那棟鐘樓。鐘樓的大鐘清晰地映入眼簾,他望着它,神情呆滯。他在想什麼呢?
這是五十年前的一個場景。後來,男孩成了畫家。鐘樓成了美術館。也許爲了圓一個什麼夢吧,在鐘樓行將送別美術館的時候,年屆六旬的“男孩”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渴望,帶着他的藝術成就和兒時的記憶,從遙遠的昆明一路趕來,在這裏舉辦了一個畫展,畫展的名稱叫“孫建東中國畫展”。
那天下午,也就是畫展開幕的次日,我與孫建東教授相約美術館屋頂茶樓。眼前的孫教授,穿戴規整,笑容謙和,舉手投足間透着一股“貴族”氣息和學者風度。
落日餘暉透過茶樓的玻璃折射進來,灑在孫建東的臉上。他略顯靦腆地遞上了名片:一幅孔雀開屏的國畫幾乎佔據了大半位置,小號字體的“教授”“研究生導師”則點明瞭其雲南藝術學院教師身份,低調地隱去了那些足以增加分量的諸如“雲南省美協副主席”“雲南省政協常委”等頭銜。畫家鄉音未改,他呷了一口茶,濃濃的滬語從渾厚的男中音嗓子裏吐了出來,話匣子隨之打開了。
六歲那年,孫建東的父親調任沐恩堂工作,舉家也由衡山路一棟花園小洋樓搬進了沐恩堂居住。在那裏,他度過了小學和初中。童年的生活給他留下了溫馨而美好的記憶。好奇的他常帶着弟妹跟隨敲鐘人爬上鐘樓,摸一摸古老的大鐘,俯瞰一下街景,頓覺心曠神怡。
文藝多面手的孫建東,卻於畫畫情有獨鍾。家門口那條十多米長的走廊,不消半天工夫,便被他用粉筆塗得滿地是花鳥走獸,飛機坦克,孫悟空大鬧天宮……保姆連夜用拖把清除這些“傑作”,然而翌日一幅新作又躍然“地”上。通情達理的父母對兒子這一糟蹋環境的“壯舉”未加訓斥,而是鼓勵。父親曾帶他去拜謁賀天健等國畫名家,得大師誇獎,畫興更濃。
教堂牆上掛的古典油畫,父親藏書中的精美插圖,以及聖誕前夕來自世界各地的賀卡,這些宗教題材的畫面,其本身往往就是一幅細膩精緻的西洋畫。他對繪畫藝術的最初認知源於此,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審美情趣。
“文革”開始後,十七歲的孫建東毅然登上火車,懷揣希望和夢想,赴西雙版納插隊落戶。踏上七彩雲南的紅土地,他的創作激情噴發涌動。恢復高考後以高分考取雲藝,又幸運地成爲寫意孔雀畫派創始人袁曉岑的入室弟子。如今,這位起步於上海教會人家、在雲南春城開花結果的花鳥名家開始進入家鄉父老的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