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耳年前在大劇院聽上海音樂學院新年民族音樂會，不時爲師生們的精湛表演而擊節讚歎。但最讓我感動的，卻是早年畢業於該院的指揮家閻惠昌在曲終領着年輕學子的鞠躬致意。看到閻先生優雅地展開手臂，引導那些多少有些青澀的學生演員分批向觀衆微笑鞠躬，致謝良久，在如潮般的掌聲中慢慢返身，離開舞臺。此情此景，讓我重新看到了曾經消失的音樂會颱風，也使我想起了我的已故的鋼琴教授楊素凝。

　　上世紀60年代初中期，年屆40多歲的楊老師在上音附小當鋼琴教員，是我的主課老師。平日說話慢條斯理、面容始終微笑的她，對我這個調皮而又冥頑不化的學生特別寬容，總是不厭其煩地爲我彈奏示範，糾正我的手型手勢，從沒半句呵斥、責怪。

　　而她唯一嚴肅的，就是在教我颱風的時候。她讓我在每節課的開始與結束，都作爲我在音樂會上的上臺與下臺訓練，教我怎樣精神飽滿地走向鋼琴，怎樣向聽衆欠身致意，怎樣脊背挺直地坐上琴凳，怎樣雙手自然彎曲地置於膝蓋，怎樣在默唸一遍彈奏的要領之後，將手輕輕地放上琴鍵；又怎樣在演奏完畢之後緩緩起身，左手扶琴，面向聽衆深深鞠躬致意。而只有在規範地做完這一切之後，我纔會被允許離開琴房。

　　出身工人家庭的我對此很不習慣，甚至反感這套看來近於“繁文縟節”的舞臺禮儀，總想馬馬虎虎地點一下頭就了事。每到這時，楊老師的神色就出奇的嚴肅，聲調也變得嚴厲，逼着我如法完成才放我過門。我曾問她，只要把曲子彈好就行了，爲什麼非要那麼刻板地做完那套禮儀？楊老師說：音樂家不但要用琴聲，而且要用自己的形體表情讓聽衆感受到優美與優雅。而這樣的舞臺風度，不是一夜就能具備的，因而必須堅持練習，直到養成習慣，變成自然，纔有可能去感染臺下的聽衆。

　　楊老師不但這樣嚴格地要求學生，自己也時時做出表率。有幾次我隨她走在校園，只要遠遠看見李翠貞教授，她總要扯着我讓在一邊，還不忘整一下服飾頭髮，才帶我一起向教授微微鞠躬，道一聲“老師好”，全不像一個年近半百的老教師。而受她尊敬的李翠貞教授，即使在當時校園政治氣氛日趨緊張的形勢下，依然盤着高貴簡潔的髮式，塗着鮮亮的口紅，戴一副洋氣的墨鏡，撐一頂淡色的陽傘，對我們欠身應答後雍容淡定地離去。據說李教授後來受迫害被逼離開人世時，依然保持着那種從容神色和高貴裝束，大有古時子路“結纓而死”的氣概。

　　不久“文革”爆發，老師被趕去與校工們一起勞動改造，我也被迫離開校園，幾經輾轉，去了農場，與楊老師失去聯繫。多年後回城，得知楊老師已去美國與女兒團聚，便千方百計打通了她女兒在美國的電話，卻得知楊老師患老年癡呆症，不能與我通話了。不久，越洋電話又傳來她溘然長逝的消息，讓我唏噓不已。

　　楊老師重視的颱風在現在的音樂會上也並非沒有，但似乎只存在於獨奏和獨唱者中，在伴奏(唱)身上似乎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他們會表情木木地上臺，敷衍地欠個身、點個頭。結束了依然面無表情。我問了多個音樂學院畢業的學生，回答竟是老師不教這些的。這類現象在一些專業團體也能見到：大幕已啓，燈光已亮，臺上合唱隊仍有人搔首摸耳；甚至演奏進行中也有人“忙裏偷閒”地與旁人私語。我想如果楊老師健在，會容忍如今這樣的颱風嗎？

　　對演員來說，颱風是其藝術修養、藝術品位的生動標誌，是對藝術高度虔誠、對受衆高度尊敬的莊嚴宣示，至少是否真正具備專業水準的“辨別器”。正因如此，真正的藝術家無不重視優雅颱風的訓練養成和規範展示。因此這次閻惠昌先生在大劇院的舉動，纔會讓我那麼感動。如果我們的老師都能像楊老師那樣，在悉心傳授藝術的同時也能在臺風上對學生言傳身教、嚴格督導，那麼，當年由李翠貞、楊素凝等幾代藝術先輩倡導、建立起來的優良品質和優雅颱風，又何愁不會重新在一代代藝術新人中得到傳承和弘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