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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合肥有緣,可不是信口一說,這份緣有從父親那裏繼承的,也有自己內心感受、親身經歷的。對這份緣,我從無知無覺到有感有觸,從對合肥印象平平到真誠熱愛,心裏結下了深深的合肥情結。
說有緣,先從父親說起。父親是一位參加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的老戰士。平日裏除說幾句工作學習之類的話以外,和子女說話不多。96歲那年,一天看電視,看到有關渡江戰役的節目,主持人講到了合肥,講到陳毅元帥,老人家一下子來了精神,竟說到:“渡江戰役時,我跟隨陳毅老總就在合肥。渡江戰役勝利後,陳老總對我說,‘合肥成立兩個區,東區、西區,給你個區長乾乾。’後來我又隨劉鄧首長繼續南下,沒能留在合肥,要不然現在咱家該在合肥了。”這是第一次知道父親曾有在合肥的經歷。
第二天,我回家看父親,寫了四張紙條給父親看,想進一步誘發他的一些回憶,紙條上分別寫着“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合肥”、“陳毅”。父親看過紙條後說:“陳毅是我老領導,陳毅有三愛,愛黨、愛兵、愛人民。”文化不高的父親,竟用這種語言說話,我可從未聽過,十分驚奇,可見他和老首長情感之深。接着他講起渡江戰役期間發生在合肥的小故事——渡江戰役即將打響,他跟陳毅等首長從前沿回駐地。走在田間小路上,遇到一個獾叼着一根玉米棒。幾個戰士大聲吆喝、跺腳,獾嚇得丟下玉米跑了。陳老總撿起玉米棒,帶回駐地,自己到廚房把玉米棒剝了皮,洗乾淨,放進鍋添滿水,自己加柴點火煮起了。棒子熟了,他跑到院子裏大聲叫:“今天我請客,我請大家吃玉米飯。”戰士們拿着碗跑到廚房,揭開鍋蓋一看,一大鍋水就一根玉米棒。陳老總和大家一起捧腹大笑。父親講到這,也哈哈大笑起來。大戰在即,陳老總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十分感人。這是我又一次聽父親講有關合肥的事。
在渡江戰役紀念館建設期間,合肥電視臺製作了一部《八百將士憶渡江》電視片,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他們先後採訪了全國幾百名參加過渡江戰役的老首長、老戰士,錄製了大量關於渡江戰役的第一手歷史資料,爲合肥留下了一筆寶貴財富。
他們也採訪了父親。99歲的老父親耳背,採訪時,可難爲了電視臺的同志們,聽見“安徽”兩字,他就翻來覆去地說,安徽大別山,打游擊時十幾個戰友都犧牲了,只有他一人逃進了深山,遇見了一個老大娘,幫助了他,還給他送吃的。念念不忘那位大別山裏的老大娘,可就不講渡江戰役。見採訪實在難以進行下去,一旁的我就在他耳旁大聲叫“渡江”、“渡江”。父親終於聽到“渡江”二字,說了兩句入正題的話,“渡江戰役是在晚上,沒有大船,大都是小漁船。我們十幾個人上了一條小漁船,沒槳就用手劃,子彈在頭上飛,勝利渡過江。”這兩句說到正題的話,真實反映了渡江戰役的壯烈。父親的這兩句話已留在合肥渡江戰役紀念館的可視資料中。父親在合肥的經歷加深了我與合肥的緣分。
再說說我自己如何與合肥有緣。我是江蘇省徐州市政府的工作人員,怎麼與合肥結緣的呢?前幾年中央辦公廳批准在徐州建設淮海戰役紀念館(新館),爾後又批准在合肥建設渡江戰役紀念館。這便開始了我與合肥的“緣”。
根據領導的安排,我負責淮海戰役紀念館(新館)的建設。經過幾年的努力,建成並對外開放,年接待觀衆350萬人次,受到各界好評。恰逢合肥開始建設渡江戰役紀念館,在接待中,我向合肥的有關領導彙報介紹了建設淮海戰役紀念館(新館)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也許見我業務嫺熟,合肥有關部門便決定商借我到合肥幫忙。於是我就作爲渡江戰役紀念館建設工程顧問參與了渡江戰役紀念館的建設。
無巧不成書,父親是打完淮海戰役,從徐州來到合肥參加渡江戰役;我是建好淮海戰役紀念館,又從徐州來到合肥參加建設渡江戰役紀念館。我是踏着父輩足跡來到合肥的,能不說我與合肥有緣嗎?
三年來,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合肥度過的。在紀念館的建設過程中,我有着強烈的光榮感和責任感,認爲自己就是合肥的一員。
如今,渡江戰役紀念館已建成並對社會開放,在全國的影響力正不斷擴大,它豐富了合肥人民的社會文化生活,有力促進了愛國主義教育和紅色旅遊事業的發展。渡江戰役紀念館已成爲合肥市的重要標誌性建築。
我與合肥實實在在地有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