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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樹勇微博:http://weibo.com/u/1454064140
曹衛東 博士,現任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德國《論證》雜誌和香港《社會理論學報》編委,德國普萊斯納學會學術委員。
瓦爾特·本雅明,生於1892年,逝於1940年,是德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被稱爲“歐洲最後一位知識分子”。
本雅明固守了歐洲傳統知識分子的睿智、深刻、優美和孤獨,他的一生有如顛沛流離的戲劇,他有卡夫卡式的敏感和脆弱,他在歐洲流浪,爲的是體驗震驚。
本雅明的寫作介於學術與文學之間,像傳統歐洲知識分子一樣,他發明了大量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名詞,他的寫作異常凌亂,讓讀者莫名其妙——當你覺得他寫得不夠嚴謹時,他說這是文學,而你覺得不夠優美時,他又說這是學術的嚴謹。他如此淵博與多才,以致無人敢質疑他,但代價是他沒有知音,一生在孤獨中掙扎。
今年,他的代表作之一《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已被翻譯成中文,這本德國普通讀者都不太能看得懂的書究竟說了什麼?它將給我們中國讀者帶來怎樣的啓迪?爲此,本報特編髮曹衛東教授的講座,以饗讀者。
兩類人喜歡本雅明
有一個詞可以概括本雅明,不是所謂的“拾荒者”,不是“採珠人”,而是“門外漢”。我建議大家站在一個非專業的角度來看本雅明。現在中國關注本雅明的主要有兩類人:
一類人是高校的教授們,他們試圖從中找到一些理論的資源,而非哲學專業的學者對他的重視遠遠超過了哲學專業的,比如藝術專業;第二類人是愛好者,他們往往能從本雅明的作品中找到有助於他們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東西。
大家不要想成爲一個領域的專家,尤其是本雅明專家,因爲很難,本雅明文集正在出的是20卷,如果出全集,大概在60捲到80卷。所以,不要帶着專業背景來閱讀本雅明,而應該像本雅明一樣,從“門外漢”的角度來進行閱讀。
真正想做本雅明,建議大家讀三本書:《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德國浪漫派的藝術批評概念》、《巴黎拱廊街計劃》。
被忽略的17世紀
《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之所以難,因爲引用的17世紀文學作品大多沒有中文翻譯,我們可以從3個視角來閱讀它。
第一個是17世紀的視角。我們現在探討西方思想多是從1789年開始的,作爲過渡的17世紀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巴洛克文學基本被我們忽視了,而17世紀是歐洲兩大文學類型的發端——一個是現代小說,一個是現代戲劇,這個世紀對德國人來說尤爲重要:
其一,17世紀的德國在西方具有反統一性的先鋒作用,在本書中,本雅明想說明的是,作爲過渡時期的17世紀對德國的意義遠遠重於法國和英國,因爲它想開闢一條類似於我們今天反現代性的道路。
其二,17世紀對德國自身的重要性,1618年至1648年的30年戰爭打出了現代歐洲格局,但沒有打出現代德國格局,爲德國的日後動盪埋下了伏筆。其實,當時的政治哲學正襯托出了德國的思想哲學,也就是本雅明一直主張的所謂的“星叢”結構,也就是說,不同思想結構之間如何相互襯托。從本書可以看出,本雅明讚揚巴洛克文學,批判德國浪漫派。
其三,返還到悲苦劇來,當時的德國狀態糟糕,德國的文學到底要往哪裏走?德國人開始尋找民族文學,當他們開始用悲苦劇承載民族文學時,已經開始找到了這樣的路徑。
另外兩個讀懂本雅明的視角
第二個是“君主”的視角。悲苦劇與悲劇是有區別的,這不是兩個文學概念,而是兩套思想體系。悲劇的主角是“英雄和神”,悲苦劇的主角是“君主”,按理說,這不該是現代文學所談的,現代文學應更關注大衆和貧民,但悲苦劇關注的是世俗化進程中“人的君主”。
第三個是東方的視角。在《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中,本雅明大量地引用了施密特的東西。這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人和神的分離。本雅明也很快發現,悲苦劇中的這些君主表面是有決斷能力的,但他們失去權力正當性來源後,所有這些“君主”都凸顯出了正當性的另一面——優柔寡斷,《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也貫穿着這種“憂鬱”的精神。當人完全離開神之後,面對的一個自我重新尋找根的過程。
對於17世紀德國來說,最理想的“君主”形象,不在歐洲,在東方,如波斯的君主,亦有中國封建君主。從東方他們看到了成功的主權者,他能決斷,有現代政治所需要的決斷力。他們奇怪的是,歐洲的君主需要擺脫神權,而在東方卻不存在這個問題,所以值得他們學習。希望建立一個現代世俗的主權者形象,本雅明在巴洛克文學中很好地找到了這樣一個形象。
本雅明的意義:尋“真”之旅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向現代化邁進的進度中,本雅明告訴我們的不是“異化”,而是告訴了我們今天的人類社會生存中面對的根本問題——“真”在哪裏和顯示“真”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看《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中有很多認識論的東西,告訴了我們怎麼把時代的真理轉換爲哲學的真理,怎麼既把握這個“真”又很好地把這個“真”呈現出來,今天我們既失去了把握這個“真”的能力,又失去了呈現這個“真”的方法,這是本雅明給我們最大的啓發,讓我們重新開始檢視我們的“真”是什麼,尋求真理途徑過程中遇到的困惑,而“異化”則是我們從市場層面進入到社會層面所帶來的後果問題。正如我們讀到“拱廊街”,如果不知道拱廊街是什麼,已經不用去巴黎了,去下王府井就行了。
陳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