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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如江兒子在意大利讀研,平時有一份兼職,在一家語言培訓學校教授意大利語,學生是在意大利打工的中國人。
對於他的學生,我一直比較好奇。這些年,我們可以隨意說出自己身邊一連串出國留學的人,卻沒聽說有誰出國打工的。這些人在海外是一種怎樣的生存狀況,這是我想了解的。與兒子通電話時,我常會問起他的學生情況,可他總是語焉不詳。
最近去意大利探親旅遊,在兒子那裏小住了幾天,我向兒子提出去聽一次他的課,順便與他的學生聊聊。兒子在得到校長的同意後,帶我去了學校,這使我與那些在意大利打工的中國人有了一次“零距離”接觸。
上課時間是晚上九點至十一點,吃過晚飯,我們便早早趕到學校,有四個學生已經來了。兒子向我介紹了他的學生後忙他的去了,我便與其中一位姓朱的小夥子聊了起來。
他告訴我,他老家在安徽黃山,一年前來到意大利。身邊三個同學,一個是表兄,兩個是同鄉,都在同一家作坊式服裝廠打工。計件制,包吃包住,平時幹累了睡覺,睡醒了幹活,沒有任何社交娛樂活動,生活圈子就全廠十幾個人。因爲聽不懂也不會講意大利語,除了來讀語言,基本不出廠門,所以也沒什麼消費,錢倒能積攢下來。
考慮到涉及隱私,我沒打聽他的收入,但他的語氣告訴我他對收入還是滿意的。他說到老闆時沒任何的不滿,似乎還有些愧疚,說老闆比工人更辛苦,老闆娘負責他們十幾個人的吃喝拉撒,老闆負責接單、進料、質檢、出貨,睡得比他們晚,起得比他們早。意大利人工資水平高,每天工作時間還不能超出八小時,所以廠里人都是老闆在家鄉弄來的。
有過歐洲自由行經歷的人恐怕都有體會,辦個簽證不勝其煩。在面試官的眼裏,你似乎就是想矇騙過關、滯留不歸者。那麼這些打工的人又是如何出的國呢?我直接向小朱提出這個問題。
小朱也不避諱地說:“意大利政府每年都有極少的勞工簽證,在意大利有生意的中國老闆可以申請從國內聘工人。能否拿到名額、能否獲批,你懂的,只要花錢。不過這筆錢最終是落在我們頭上,我付了12萬元才辦妥簽證。簽證時間是一年,要續簽的話必須有交金與納稅記錄,而這些錢要佔到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所以只能讓身份黑掉,等有了錢後,通過大赦恢復身份。”
上課時間到了,我隨他一起步入教室,共有二十來個學生,都是年輕人,似乎女的多些。小朱說,在意大利,女的基本做美甲,男的基本做理髮和裁縫,大家都想將來有更好發展,所以再忙再累也來學意大利語。
上課了,我們的交談只能結束,但有個問題我卻不得其解。在歐洲闖蕩的以沿海的溫州人居多,爲什麼會出現這麼一批來自黃山腳下的人呢?回國後我無意中讀到一篇報道,才明白其中緣由。上世紀50年代,黃山歙縣的槐塘村荒田較多,吸引了一批苦於無田可種的溫州人前來定居。國門打開後,留在溫州的親戚紛紛出國,親戚拉親戚,一人帶全家,發展到如今槐塘村的一千多人口中有六七百人常年在歐洲打工與經商。這樣看來,與我交談的小朱應該是從槐塘村走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