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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寫作”包含着生機與活力,不是壞事,關鍵問題是還有沒有守望終極的精英作家?面對大衆化、世俗化的寫作浪潮,這些作家還有沒有能力揚長避短,去粗取精或高蹈流俗,在汲取民間營養的同時,擔負起與之對話和施以引領的責任?
令人欣喜的是,相當一批作家置身全新的文學語境,根系大地,仰望星空,以有“通”有“變”、有揚有棄的態度,從事浸透着理想的筆耕。
在2012年的創作中,一批頗具思辨色彩的散文隨筆,充分顯示了理性的力量。雲杉的《文化的非洲》,堪稱這類散文的重要收穫。該文由非洲見聞說開,將不同國度的歷史進程、文化個性和中國的現實聯繫起來,展開發散性比較與闡釋,呈現了全球化背景之下,一個國家和民族所應有的文化立場、觀念和原則,給人以深刻的啓迪。張煒的《萊山之夜》、《遊走:從少年到青年》等長文,雖然重在生命回溯,但由於同時融入了精神世界和心路歷程的自我勘探,仍然具有不容忽視的思想重量。至於他的《不同的志向》、《對不起它們》等更是以敏銳的識見,直擊靈魂與生活現實,讓人思緒綿綿,每生穎悟。幸福、安詳、回家,是郭文斌鍥而不捨的精神向度與文學主題,《走進安詳,找回中國人的生存意義》、《文學的祝福性》、《大山行孝記》等通過形神俱在的講述,深化也細化了如此向度和主題,足以構成嶄新的生活與生命理念。此外,王充閭的《解脫》、樑衡的《心中的桃花源》、史鐵生遺作《晝信基督夜信佛》、王安憶的《教育的意義》、韓小蕙的《理念是天堂的花朵》,馬曉麗的《遙想長城》等,均具有豐沛的思想含量,折映出一個時代的認識高度。需要提出的是,一批學者教授加入了散文隨筆寫作行列,其中,丁帆對俄國思想家的系列閱讀,孫鬱對魯迅的系統感發,馮天瑜對歷史哲學的專欄式言說等,皆有學養、識見、性情,值得潛心體味。
歷史文化散文也可圈可點。祝勇的《變革者的咒語》談先秦變法,《殘局》、《當部長的梁啓超》話民國風雲,既有新見,又詩情沛然,不失爲文學與史學的有機融合。張宏傑的《史書裏的興衰》雄視千古,縱論歷代,透過大量的史料分析,揭示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魯樞元的《陶淵明PK秦始皇的隨想》,站在現代人珍視的精神生態的高度,重新評價陶淵明和秦始皇,謳歌心靈自由與和諧,質疑自我膨脹與霸權,亦屬獨具隻眼。
與“全民寫作”現象相聯繫,2012年的散文隨筆創作還有一種情況值得重視,這就是伴隨着非虛構、跨文體、大散文等概念的擴展和走俏,作爲文學基本樣式之一的散文隨筆,其內容承載正越來越多元,文體形態也越來越豐富,表現手法更是越來越搖曳多姿,不拘一格。散文隨筆彷彿一匹脫繮的野馬,它憑藉與小說、詩歌、評論、報告文學乃至新聞通訊的嫁接與整合,不僅衝破了由來已久的“美文”藩籬,而且使通常所說的寬泛的散文更加寬泛。目睹這種情勢,我們禁不住要重新認識以往學者所做的關於散文“有類無體”的界說,難免靜心自問:散文是否真要回到中國古代包羅萬象的“文章”格局?
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種擴張與泛化在通常情況下,並非作家單單基於形式因素的標新立異,而是他們從切近生活和表達內心的需要出發,所進行的只能如此或最好如此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存身於歷史變革和社會轉型之中,且產生了豐富體驗與深邃思考的散文作家,只有通過文體的拓展與手法的互滲,才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同時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抵達深廣的生活和生命的真實。而這恰恰可以從去年出現的一些具有“越界”意識和“混搭”特徵的作品中,獲得證明。如朱增泉的《美國追殺本·拉登》藉助新聞調查的元素,強化了自身的信息量、現場感和思辨性。夏榆的《黑暗是一件星光斑斕的錦衣》,以大量的內心獨白和意識流動,傳遞出同類文本少見的人性的複雜性與多面性。梁鴻續寫的《樑莊在中國》,劉亮程新出的“在新疆”系列,在相當開闊的背景下,還原了鄉土中國的原生態和邊疆中國的詩意美……
當然,2012年,傳統的散文隨筆依舊佔據着數量上的優勢,其中有質有文的精彩之作也不少見。賀捷生的《不能遺忘的小鎮》、《遠去的馬蹄聲》,其特有的慷慨悲歌,俠骨柔腸,足以喚醒人們久違的豪情。南帆的“關於泥土的記憶”系列,圍繞作家當年的知青經歷,一邊展開形而下的場景追述,一邊着力形而上的精神翱翔,從而編織成自省又省人的生命和絃。劉上洋的《萬里長江第一灣》,聚焦雲南麗江崇山峻嶺中的長江迴旋,雖然下筆流光溢彩,但沒有止於客體再現,而是最終將其意象化和象徵化了。還有凸凹的《故鄉永在》、陳忠實的《接通地脈》、閻連科的《一個人的三條河》等鄉土散文集,全都是作家生活的濃縮和生命的結晶。其中包含的反思當下,回望來路的意義,是對當代人極其重要的精神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