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記者登上從廣東廣州開往寧夏銀川的列車，走進硬座車廂與旅客交談，在這個“流動的基層”聽民聲、訪民情。

　　記者自報家門、開宗明義，請他們說一說自己的願望和呼聲：“說什麼都可以，沒有限制。”

　　有幾位旅客向記者投來疑惑的目光：“我看你像個大幹部，不像記者！”“哪有這麼老的記者？”“光明日報記者，會到我們這個車廂來？”

　　記者掏出記者證給他們看。見記者一臉真誠、不像是做樣子，旅客們打開了話匣子。

　　“希望當地政府平等對待外來務工人員，在戶籍、社保等方面與原住居民一視同仁，讓我們不再有異鄉人的感覺。”從廣東汕頭到銀川來探親的謝培豐和在廣州打工、準備到寧夏尋找發展機遇的貴州人朱彪，都表達了這個願望。

　　“在企業退休和在機關、事業單位退休的人，待遇差別太大，能否縮小這種差別？”這是1958年響應號召從上海來到寧夏的劉鍾明的願望。這位有34年工齡的老職工，現在每月只能拿到2300元的退休金，這比同樣工齡卻不是在企業退休的人少了一大截子。而從商業上退休的人還要少，有人的退休金只有一千七八百元。劉鍾明說，當時，他們響應號召，不講條件，讓幹啥就幹啥，沒想到退休待遇會有這麼大差距。希望政府管管這個事，不要讓這部分人太吃虧。

　　“我兒子33歲了，至今還沒有工作，結婚4年都不敢生小孩！”一位退休多年的鐵路職工告訴記者，自1995年以後，鐵路系統再未招工，很多鐵路職工子女選擇了考學和當兵。可是當兵，每年入伍的名額很有限；考學，真正考上的人更少。因爲許多職工子女都是在沿線教學質量不太高的學校就讀，而許多家長又因工作關係無暇顧及，所以這些子女考學普遍缺少競爭力。這位父親一直爲兒子一家人的生活而焦慮：兒子什麼都幹過，工作和收入都不穩定。不得已，老兩口每月還得補貼他們，少時六七百，多時上千元。他說，政府和單位要解決好這部分人的就業問題。

　　來自中部某省的丁萬龍，是應朋友之邀到銀川來打工的，每天的勞動收入和生活費加起來能拿到200元。他告訴記者，他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是靠兩個人打工的收入來維持的。他家雖有幾畝地，但已撂荒三四年了。“種地收入少，如果種小麥還要賠錢。種子、化肥、水費都在漲價。”丁萬龍說。

　　話題越扯越遠，圍攏過來的旅客也越來越多，交談的氣氛更是越來越熱烈。不知不覺中，列車即將進入終點站銀川站了。記者依依不捨地與這些旅客告別。記者感覺到，許多旅客爲向記者表達了心聲而興奮，而記者也爲聽到了這麼多真心話而高興。

　　(本報記者莊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