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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發
孫莉,浙江人,在北京工作;李傑,河南人,在深圳工作;張浩,安徽人,在上海工作。對於這三位剛參加工作不久的“80後”來說,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五味雜陳。
回家的路程
說起今年的回家路,孫莉走的比往年都艱難。她和許多在北京工作的人一樣,早在離春節還有20多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折騰了。
“今年放票時間的提前和搶票插件的泛濫,讓回家的路程變得異常艱難。”由於今年春運火車票提前20天售票,無法知曉放假期間值班安排的孫莉,只能多買幾個日期的票預備着,“現在工作一天一個樣子,充滿了變數,根本無法預知20天后公司具體的排班情況,我只好聽從領導的吩咐,先預備幾套票,等部門排班安排最終確定後退掉多餘的。”由於回家沒有直達車,還需從杭州或上海中轉一次,而不同車站開售車票的時間不同,這又增加了買票的難度。就這樣,孫莉爲節前和節後各準備了兩套票,每套票兩張,一來一回,她預備了8張票。
在深圳工作的李傑,今年回家的路程也是非常糾結。他的糾結更多的來自於路程的遙遠。李傑去年十一結婚,婚後第一個春節,他沒有回河南老家,而是和新婚妻子一起去了內蒙古岳父家。岳父家在內蒙古東北部,和深圳直線距離3000公里。去程,他們從深圳乘10個小時高鐵到北京,再從北京乘近20個小時臥鋪到內蒙古,一共花了一天半時間;回程爲了省時間,直接訂了飛機票,差不多也是大半天的時間。這趟回去,李傑把公共交通工具乘了個遍:公交—地鐵—高鐵—普通火車—長途大巴—出租車—飛機。
今年更流行送紅包了
往年春運回家,張浩都是乘坐臨時加開的“綠皮車”回家,來回只花一百多元。今年他開車回家,回程正好趕在高速公路免費期間,路費一共花去1000多元。
這個花費和李傑相比,“弱爆了”。李傑的內蒙古探親之行,單單小兩口這一來一回的路費,就花了7000元。加上送給父母的禮物,一趟下來一共花了一萬多元。李傑說,由於路途遙遠,帶給岳父的禮物以“硬貨”爲主,兩瓶高檔白酒,兩條高檔香菸,剛好花掉3000元。在李傑看來,這種禮物很不節儉,但是用妻子的話說,爲了讓親戚鄰里知道女孩子嫁了個“好人家”,也爲了告訴家裏兩人在深圳“生活很好”,只能這樣忍着疼“撐一下門面”。
今年回家,孫莉也差不多花了一萬元,其中車票一千多元,剩下的給了父母、外公外婆和侄子侄女。一萬元是她兩個月的工資。對於孫莉來說,春節給長輩“紅包”,是今年最開心的成就之一:“小時候就盼望着能早日賺錢孝敬長輩,現在不在父母身邊,只能通過這點意思來表達一下心意。”不過這趟回家,看到父母日漸老去的身影,孫莉也很發愁,工作越來越忙碌,回家的成本越來越高,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真盼望今後空閒時間能多點,收入能增加點。父母馬上都到了退休年齡,如果我這點錢都不夠養活我自己的,那老人誰來養?”
孫莉說,今年與往年相比,親戚之間送紅包的更多了,送禮品的少了。特別是送老人的時候,送現金的很多。送現金紅包,“省事,但是價碼一路在上升,總是這樣,也撐不住啊。”
回家的期盼
“春節回家前就開始張羅着中學同學聚會。可是真聚起來後,發現和想象的一點兒都不一樣。”提起春節期間的聚會,張浩搖了搖頭。十來個同學趕到飯店後,還沒有聊幾句,馬上步入“正題”——喝酒。有些同學差不多五六年沒有見面,剛想問問對方最近的情況,對方張口就說,“咱們那麼多年沒有見了,還不喝一杯。”他原想着和大家聊聊上班感受,相互溝通些信息,結果聚會成了拼酒會。
2月16日,正月初七,李傑趕回深圳上班。他說他最期盼的事情,莫過於改變“回家像長征”的境遇,這種現象在移民城市深圳很普遍,“很多朋友同事和我一樣,夫妻倆來自不同省份,這樣加上工作地點深圳,春節在哪個省份過的問題讓我們頭疼。”李傑說這種局面很難改變。他和老婆所從事的行業,也只有在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纔有更好的發展空間。“手機研發這個行業,深圳做得最好,回老家的話,可能就得轉行,這樣就意味着這幾年的積累白費了。”
問起新一年的願望,孫莉說,期盼聚短離長的飄泊生活,早點結束;李傑說,期盼回家的路程,能變得短一些;張浩說,期盼收入能再多一些,讓家裏放心讓自己滿意。
本報記者張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