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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和托爾金一起旅行瑞士的朋友。左六爲托爾金
《霍比特人》中的人物
封面文章
昨起,好萊塢魔幻大片《霍比特人》在北京公映,繼《魔戒》之後,再次將英國著名作家托爾金筆下的中土世界展示到觀衆面前。
中土,一個有着自己的地理、歷史與風向的世界。翻開《精靈寶鑽》、《魔戒》和《霍比特人》的書頁,便是掀起這廣袤世界的一角。在托爾金塑造的這片大地上,我們這些後來的幻想者遊蕩徘徊、信馬由繮,涉過了它的每一條河流,經歷了它的每一種氣候。
虛構世界激起的高度真實感令人心生敬畏,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它卻僅僅是逃避主義的白日夢。托爾金對此平靜地迴應道:最好的奇幻,是以對真實世界的愛與尊敬爲基礎的。因此,在中土漫步的同時,不妨看看托爾金在真實世界的漫遊,剝開他那看似平靜單調的生活下暗藏的快樂與悲苦。之後,我們再去審視中土非凡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或許能一窺作家深邃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所企及的高度。
1
瑞士,明亮的驛站
1911年夏天,托爾金兄弟倆在簡·尼夫姨媽的帶領下,跟隨朋友前往瑞士山區旅行。在那個時代,徒步旅行已成爲英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摒棄優美、富於節制的古典主義鄉村風光,前往荒涼粗獷之地尋找靈魂的震顫;工業城市裏的普通工人也樂於在假日走向山間,來一場政治性或純休閒的遠足。不過,大多數人受經濟條件所限,只能在國內漫遊,要去阿爾卑斯山區旅行,僅是請向導的費用,就有湖區旅行所需全部費用的十倍之多。托爾金此時剛剛度過困窘的青少年時期,可以想見,對他來說這趟瑞士之行有多麼珍貴。
他們一行共十四人,規模與比爾博的冒險隊伍相當,穿着打扮也頗具童話色彩:頭戴寬邊帽,身披羅登呢斗篷,手持登山杖,腳上的釘頭靴叮噹作響,打破了山間教堂的寧靜。他們雖然沒有像小說中那樣經常風餐露宿,但這麼大的團隊要訂到足夠的旅館房間,也是一個難題。有時年輕人不得不擠一間房,托爾金是他們當中最年長的一個。他秋天就要進入牛津大學,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旅途上他一直興致勃勃,即使是玩笑中也透着才氣。他在旅店裏故意打鈴,當說德語的侍女前來詢問他們有什麼需求時,托爾金以德語般的發音捏造出完全不知所云的句子作答,逗得侍女哈哈大笑。
如今文學研究者回顧這段旅程,往往會好奇,糟糕透頂的天氣和有驚無險的山體滑坡,與描寫迷霧山脈的篇章有什麼聯繫?甘道夫的原型是當地明信片上的老頭兒,還是表現出卓絕領導才能的簡姨媽?而托爾金畫作中一旦出現陡峭的山巒,研究者也通常會註上一句:“靈感可能來源於瑞士……”不過,在我看來,瑞士之行真正動人的地方在於:它可能是這位作家所有旅程中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日子。一百年前的阿爾卑斯山巔,永恆的陽光照耀着皚皚白雪,山峯在藍天中勾勒出巨大輪廓,罕見地從他心底喚起了單純的詩意。
在最多愁善感的年齡,托爾金自稱是居無定所的漫遊者。的確,童年至青年時期,他從未在某一地區長久地居住。他出生於殖民地,成長於鄉村和重工業城市,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又在大學城度過了自己生命中的大多數時光,對殖民地的種族歧視與民族中心主義、人類生存環境惡化、戰爭與暴力的體驗之深,不遜於同時代的任何作家。那一系列不間斷的被動遷徙中偶有喜悅,但大多數時候都混雜着悲傷。我們在這裏把瑞士作爲起點,前往那些記錄了這位作家青春與年老的地點。不過,他的漫遊地圖中,瑞士僅僅是一座明亮的驛站。
2
南非,真實與想象的混合
J.R.R.托爾金於1892年出生在奧蘭治自由邦首府布隆方丹。與同時期的歐洲城市相比,布隆方丹是再貧瘠不過的地方,它坐落在乾燥荒涼的草原上,四周連一棵樹都沒有。從出生到回英國,托爾金在南非一共只生活了三年。在他模糊的印象當中,布隆方丹驕陽如火,狼蛛追得他絕望地奔逃。儘管環境十分嚴酷,他對出生地一直懷有無法磨滅的親切感。托爾金有關南非的記憶與體驗,部分來自於他有限而鮮明的印象,部分來自於母親日後的口述,而且總是與“英國”對照出現。帶有個人情感與價值判斷的事件和形象,經過他反覆的追憶、思考、重寫與強化,最終成了他私人的南非。
19世紀,荷裔布爾人、英國人、德國人等新老殖民者與土著民族在布隆方丹相互爭鬥,使這個年輕的小城成爲西方殖民史的縮影。托爾金出生時,城裏既有荷蘭天主教教堂,也有英國聖公會教堂,更不必提僅向歐洲白人開放的俱樂部,這些公共建築象徵的權力分佈狀況直接而殘酷,比公園裏稀稀落落的幾棵樹還要刺目。托爾金的母親梅布爾一直討厭荷裔布爾人對待土著僕人的傲慢態度,托爾金後來回憶說:“有色人種遭受的待遇幾乎讓每一個來自英國的人都大爲驚駭,而且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南非。不幸的是,能夠長期保持這種仁慈情感的人爲數不多。”
非洲不僅存在着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矛盾,而且也存在着新老殖民者之間的矛盾。荷裔布爾人在南非的殖民歷史已有數百年之久,英國人是新到來的殖民者,由於政治經濟利益和文化認同而產生的不同社會結構非常明顯。在面對種族方面的敏感問題時,英國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優越感。作爲一個英國人,托爾金也許無法完全擺脫這種情緒,但他同時也注意到了英國人的偏狹、冷漠與道德缺陷。正是這種在不同種族、不同民族雜居的殖民地生活的經歷,讓托爾金對英國人的身份形成了初步的認識。
1895年春天,托爾金的健康狀況不佳,母親帶着他返回故鄉伯明翰。當時南非與英國之間的航程長達三週,在回英國的途中,年幼的托爾金擁有了穿行在不同世界之間的獨特經驗。他後來發現,在自己童年的記憶中,兩個世界是雜糅在一起的:“我自己最鮮明的記憶,可能要歸因於三四歲離開非洲的時候,童年的所有‘圖片’都弄混了。我用了很長時間來集中注意力和進行調整。”他還說:“我的一些真實的視覺記憶是非洲與英國細節的美妙混合體。”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混雜着真實與想象的南非,托爾金後來的主人公是否會滿懷喜悅,跨越一道又一道邊界;如果沒有殖民地複雜關係的交錯碰撞,他們淳樸狹隘的眼界是否會因行走而不斷改變。托爾金後來再也沒能回到南非,但那奇妙的漫遊已深深內化於心靈,所以在他的作品裏,無論自家的客廳有多麼舒適,親朋好友有多麼固步自封,門外永遠有個更高遠的世界等着好奇的人去探尋。這也許就是他留給南非、南非留給他的最好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