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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李安手握“小金人”
李安與斯皮爾伯格
李安和派的飾演者蘇拉·沙瑪
《逃離德黑蘭》
本·阿弗萊克
又到了奧斯卡頒獎時。紅毯、走秀、帥男靚女、星光熠熠,吸引全球十數億影迷,都將目光聚焦到美國西海岸的好萊塢。
本屆奧斯卡最令全球華人振奮的,就是李安戰勝美國大導演斯皮爾伯格,第二次將最佳導演“小金人”攬入懷中。當李安從好萊塢老牌影星簡·方達和道格拉斯手中接過“小金人”時,以他那標誌性的微笑朝天幕瞥了一眼說:“謝謝電影之神”,然後向合作者一一致謝;特別是他在臺下尋找“少年派”的飾演者時說的一句話:“蘇拉·沙瑪你在哪兒,你是我的奇蹟,你是我的小金人!”把全場嘉賓都逗笑了。
最佳影片《逃離德黑蘭》則享受了一種特殊待遇:由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通過大屏幕向該片導演兼主演本·阿弗萊克頒獎。這部以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伊朗人質危機爲背景而創作的電影,滲透着美國式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這類電影在今年的奧斯卡提名中尚有《林肯》、《刺殺本·拉登》,可見奧斯卡也是很講“主旋律”的。
雖然李安的獲獎被外媒說成“爆冷”,本·阿弗萊克的《逃離德黑蘭》引發了伊朗媒體的批評,但公平地說,李安對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和把握;《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逃離德黑蘭》在藝術上的成功,對我們的電影人還是頗有啓發意義的。
華人導演中——
爲何李安衝“奧”成功
奧斯卡,是中國電影人的一個夢。
2011年,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衝“奧”未果。陳凱歌、馮小剛的電影也曾傳出衝“奧”消息,中國電影人一直爲此而努力。但迄今,華人導演中只有李安夢想成真。
原因很複雜,也很簡單。
複雜的是,奧斯卡有其審美的“潛規則”,如反娛樂性;強調演員與角色的反差;選材上注重勵志、傳記,以及電影自身的運氣、緣分等。當然,也不排除評委對某些外語片的意識形態歧見。
簡單的是,電影的主題、電影的語言一定是開放的,能爲世界所接受、所理解。
李安就做到了這一點。他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說:“我的左腦是中國思考模式,右腦是美國思考模式。兩種思考模式並存,想法就一定與衆不同。”
李安在臺灣出生和長大,23歲到美國留學,畢業後有長達數年“吃軟飯”的經歷。當時,他與妻子蟄居紐約,妻子每天出去上班,他留在家中編寫劇本、接送孩子,無聊時就看看報紙、練練英文。妻子說,他有活幹的時候生龍活虎,待在家裏就像個“死人”,她不願拿一個“死人”當丈夫。然而正是這段看似“賦閒”的日子,爲李安後來的電影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今天,當我們看到他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用一口流利的英語發表獲獎感言時;當他在好萊塢片場指揮一幫金髮碧眼的老外,拍攝《冰風暴》、《綠巨人》、《斷背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就會認同他的“左腦”“右腦”的說法——他能在東西方兩種文化中左衝右突,遊刃有餘。多元文化背景、在美國生活的經歷、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這是李安優於張藝謀、陳凱歌和馮小剛等大陸導演的地方,也是他能在奧斯卡獲得成功的重要條件。
李安有一張頗富親和力的臉,儒雅、內斂、謙虛,是個“好好先生”,也有人稱他爲典型的“食草男”。記得五年前他來津宣傳電影《色戒》時,對媒體的提問有問必答,臉上始終掛着平和的微笑,完全沒有國際知名導演的架子。發佈會後去五大道參觀時,他饒有興趣地詢問着小洋樓背後的名人故事,爲他未來的拍攝物色適合的外景。
好人緣,也是李安能與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電影人精誠合作、在好萊塢站穩腳跟的原因之一。當然,更重要的是,他的電影具有能同時征服東、西方觀衆的力量。
從《臥虎藏龍》到《少年派》——
學會講述“全球故事”
一個印度少年和一隻孟加拉虎在太平洋上的奇幻漂流,驚險的故事加上美輪美奐的3D視覺特效,對李安來說已經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了,但還要表現原作的深刻哲思——關於宗教、信仰、生命與自然的討論。
數年前,當卡梅隆的3D電影《阿凡達》問世時,人們曾以爲,這就是頂峯,很難超越了;而李安不僅步其後塵,而且有所超越:卡梅隆的《阿凡達》是科幻片,表現的是宇宙中並不存在的外星生命,可以天馬行空,任意想象;《少年派》不同,表現的是現實世界,所有特技效果都要以自然和生活爲依據,這就無形中增大了技術難度。而李安將所有這一切(包括那隻栩栩如生的數碼虎)營造得天衣無縫,令人歎爲觀止。
奧斯卡6000評委之一的中國影星陳沖,在得知李安捧得“小金人”後這樣總結道:“大師似乎只應生產作品,李安卻一次次突破重圍,突破自己,總能把他的主題表達到極致。”可謂一語中的。
李安能戰勝之前呼聲最高的好萊塢大導演斯皮爾伯格,未必說明《少年派》在藝術上高於《林肯》,二者並不具可比性;但有一點是李安獨樹一幟的,即他有“左腦”和“右腦”兩種思維方式,能成功地將文化隔閡帶來的劣勢變成一種優勢,在東西方文化的臨界點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想當年,李安的《臥虎藏龍》首奪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時,西方評論認爲片子拍得不是地道的中國功夫片;華人圈裏則認爲影片太西化,是拍給外國人看的……對此,李安認爲,電影本身就是“舶來品”,剛傳入中國時被稱爲“西洋鏡”;電影不論誰拍,基本上都是先模仿西片,之後與本地文化及製作條件結合,才漸漸產生了一種本土性。所以,他認爲《臥虎藏龍》打破了東西方文化的樊籬,撞開了好萊塢這座無形的“牆”,恰恰是一種世界語言的勝利。
正如評論家張頤武所說,李安是一位善於講述“跨文化”故事的華人導演,他跳出中華文化的侷限,適應了全球電影工業兼容幷包的特性,內地電影人也必須學會講述這種“全球故事”。
奧斯卡也講“主旋律”——
電影不應只有娛樂
本屆奧斯卡另一個大贏家就是長着一臉絡腮鬍的美國帥哥本·阿弗萊克,他執導和主演的“政治驚悚片”《逃離德黑蘭》獲得最佳影片獎;而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的視頻連線,則強化了獎項的政治色彩。此外,獲得最佳影片提名的還有《林肯》、《刺殺本·拉登》,都是美國式的“主旋律”電影,這一現象值得關注。
《逃離德黑蘭》是以1979年美國駐伊朗大使館人質危機事件爲藍本創作的。在這次事件中,66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中被扣爲人質,還有6名外交官躲入加拿大使館,面臨生命危險。其間,一位精通僞裝技巧的中情局特工託尼·門德茲策劃了一個營救方案,以拍攝科幻電影《Argo》爲名,成功將6人帶離德黑蘭。影片是否被政治化我們姑且不論,僅從題材選擇和藝術角度來說,就有一些值得學習借鑑之處。
首先,從題材選擇上說,好萊塢電影人從不迴避重大敏感題材,儘管這類作品創作難度較大,把握不好還會面臨風險,就像這次《逃離德黑蘭》獲獎後遭到伊朗媒體攻擊一樣。
其次,在藝術上,《逃離德黑蘭》一反當下好萊塢動作大片的驚險炫技手段,更像一部上世紀八十年代風格的電影,敘事平緩,老實本分,當然也不乏緊張刺激,懸念迭起。影片還將一些紀錄片鏡頭與電影鏡頭剪輯到一起,讓觀衆覺得真實可信。
電影,作爲一種動態的影像藝術,擅長真實再現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好的歷史片、傳記片,不僅具有藝術價值,還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和文獻價值。因此,一個嚴肅的有社會責任感的電影人,是一定不會放棄這一電影類型的。反觀國產電影,近年來除了獻禮片《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外,似乎只有馮小剛表現出對重大題材的興趣,從《唐山大地震》到《一九四二》,真實再現了人在重大自然災難中的生存態度和歷史命運。但從總體上說,電影編導們更樂於製造輕鬆好玩又有豐厚票房的娛樂大片,以迎合時下電影觀賞羣體的需要,所以,去年創下最高票房紀錄的電影,不是《一九四二》,也不是《十二生肖》,而是《泰囧》。迴避“主旋律”,重娛樂而輕藝術,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忽然想到本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一幕:當主持人宣佈最佳導演獲得者爲李安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歡呼,那情景真的很激動人心。
這是對李安的致敬,也是對電影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