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滕朝陽
新學期第一天,某市教委出臺八條具體措施,以“切實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僅以小學而論,就規定:一至二年級不佈置家庭作業,三至四年級每天作業總量不得超過30分鐘,五至六年級每天作業總量不得超過1小時。
爲學生減輕課業負擔,自然說到哪兒都有理,對家庭作業的總量加以管控,似乎也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權限之內。此類規定,至少在前年,哈爾濱市教育局、貴陽市教育局就推出過,陝西省教育廳甚至主張學生和家長有權拒絕寫超量的作業。至於效果怎樣,可以去問那些先行一步的地方。
小學一、二年級不佈置家庭作業,彷彿是件很好的事,但是不是有絕對化之嫌呢?從我當年上小學的經歷,以及現在小學生的學習情形來看,這兩個年級段正是學生爲寫好字、能熟練地查字典打基礎的時候。那麼,在課堂上,所有的學生都能接受消化嗎?都能得到充分的實踐嗎?僅僅通過課堂學習都能鞏固嗎?倘若學生的字寫得歪歪扭扭,查字典如盲人騎瞎馬,一些人又要擔憂傳統中斷、國粹後繼無人了。
到了三、四年級,就要開始練習寫小作文、小隨筆,即使沒有數學、英語的家庭作業,30分鐘內能完成嗎?更何況一、二年級從無家庭作業,現在則是“從無到有”,要一下子就適應恐怕也頗有點煩難。好的學習習慣要靠一點一滴養成,這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常識。假如承認寫家庭作業也是一種學習,那麼,這個學習的習慣同樣需要日積月累。如果認爲三年級是培養寫家庭作業習慣的臨界點,就要拿出令人信服的科學依據。
每天的家庭作業總量規定到30分鐘、1個小時,應該是調查研究之後的結果吧?看上去十分具體、易於操作,但學生的個體差異大,同等的作業量,有的很快就做完了,有的則不免仍覺得負擔重,除非佈置家庭作業做到因人而異。很多人主張或贊成“快樂教育”,大概是對學生課業負擔過重感同身受。學習決不應排斥快樂,但學習也不應只有快樂,若走向極端,就只剩下快樂而沒有教育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說:“必得使學生得學之樂而耐學之苦,纔是正軌。若一任學生趨樂避苦,這是哄騙小孩子的糖果子,決不是造就人才的教育。”
實行“減負”新政的地方,莫不把學校校長作爲“第一責任人”。責任層層分解,在一校之內,則一定教師是“具體責任人”。如此便易造成一種觀感,似乎學生的課業負擔是學校或主要是學校造成的。這當然不是事實,除非學校是學生的天敵,生來就是要爲難學生。道理很簡單,增加學生的課業負擔,也就意味着增加教師、學校的負擔。從自利的角度來看,我相信教師都會歡迎不留家庭作業,最好是一點也沒有。這樣,放學後教師可以輕輕鬆鬆地回家,學生可以快快樂樂地玩耍,家長可以免於檢查作業的煩勞,彼此相安無事、其樂融融。老實說,不佈置家庭作業或家庭作業太少,很多家長恐怕還要質疑學校和教師的責任心。
活在當下的人們,只要不閉目塞聽,就不難發現現今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及其家長的共同焦慮。顯然,他們焦慮的不是家庭作業負擔過重,而是如何在小升初過程中勝出,上一個優質中學。由於有這個“總開關”的存在,即使學校的家庭作業減少至零,學生的學習總負擔也不會下降甚至反而上升。因此,就一般情形而言,完全可以得出如此結論:學生的課業負擔,直接源自家長的遠甚於學校,直接源自校外的遠甚於校內。在升學的巨大壓力下,家長除了給孩子不斷加碼,逼着也陪着孩子上沒完沒了的課外補習班,考沒完沒了的等級證書,又能怎樣呢?發這樣那樣的禁令,禁辦補習班,禁止各類考試、證書與升學掛鉤,卻不能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均衡,結果總是禁而不止,使學生和家長在焦慮之上又添茫然。
隔靴搔癢雖常受人譏諷,畢竟還知道癢在何處,着力點大致是不差的,毛病出在科學性不足。至於這裏癢,偏要去撓那裏,這樣的舉措,則恐怕連喝彩聲也得不到。
(作者系北京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