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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與大革命》 [法]托克維爾著 沙迎風譯 光明日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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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與大革命》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盪卻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衆,最後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
我們避免了司法權侵入行政權,這是舊制度下非常不合適的產物,但是我們繼續忍受着行政權侵入司法權;然而政府越權的後果比法庭越權的後果要嚴重得多。
法庭之外的法庭
司法權與行政權混淆官員們被合法地授權違法
歐洲沒有哪個國家的法庭比法國的更加獨立於政府了;也沒有哪個國家存在那麼多特別法庭。兩者是一體之兩面。法官們的位置不受國王所左右,國王不能撤法官的職,也不能調離、升遷他們,也無法用加官晉爵或者威嚇利誘他們,很快國王就意識到這是個麻煩。這導致當政府是訴訟中的一方時,國王拒絕了法官們的管轄權,併成立了另一個特別法庭,這個法庭不再那麼獨立,它在臣民眼中具有法庭的外表,但實質上不過是避免給國王造成困擾。
在舊君主制的最後一個世紀裏,國王的法令或敕令中,或者在御前會議的命令中,都提供條款來應對可能由此導致的糾紛和訴訟,而一旦產生這些訴訟,都要呈交給總督或御前會議解決。
在法律或舊制度未作出類似的條款,發生此類事件時,御前會議便不停地插手,他們從普通法官的手中調走卷宗,交給御前會議自己處理。御前會議登記表上充滿了這種調卷宗的記錄。他們經常這麼做,也就讓事實成爲了理論。不僅僅是法律上的,有些在政府認爲適合這樣做的,或者是涉及國家利益的,或不適於法律去解釋的政府法令,都不在普通法庭的審理範圍,後者僅限於決定私人之間的案件。我們採納了這一系列思想,但它的實質是屬於舊制度的。
總督費盡一切努力擴大他們的司法權。向樞機大臣申訴,與御前會議激烈爭鬥都在所不惜。其中,一位官員提出的調卷宗的原因值得一提。他說,“一般的法官會遵從法律抑制違法行爲,但御前會議可根據實用目的逾越法律。”
這一原則,讓總督和御前會議經常取得與政府不怎麼關聯,甚至是明顯無關聯的案件的裁判權。一位貴族與他的鄰居走上法庭,但並不滿意法庭的判決結果,他請求御前會議調案。總督在被問到此事時報告說:“儘管這個案子涉及的完全是私人利益,但國王只要願意,就有權處理所有案件,而無需向任何人說明他的動機。”
那些因騷亂被捕的人常常被調案到總督或警衛隊長那裏。在饑荒時期,這種調案是很普遍的,總督指定了幾個“畢業生”來幫助他們處理此類事件。他們組成了一個具有刑事管轄權的特別委員會。我曾經看過這個委員會判決犯案者服苦役或者上斷頭臺。到了十七世紀末,刑事管轄權仍常被總督審理。
司法權與行政權混淆
現代的法學家讓我們相信,自大革命之後,我們的行政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他們告訴我們,“在之前,司法權和行政權常常混淆不清,但自此之後,它們被分得很清楚,一分爲二了。”要想正確評價這裏所說的進步,在心裏應記住,舊制度的法官偶爾會越權,它們也從未被賦予全部的司法權。這兩個事實必須記住,否則在這一問題上就會出現錯誤的、不完整的觀點。確實,法庭被允許越權爲政府在某些問題上制訂法令;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也常常不被允許審理合法的訴訟,因此被排除於本屬於它們的權力範圍之外了。我們避免了司法權侵入行政權,這是舊制度下非常不合適的產物,但是我們繼續忍受着行政權侵入司法權;然而政府越權的後果比法庭越權的後果要嚴重得多,因爲法庭越權僅僅損害政府機構的公共事務,但行政權侵入司法權則會使人心墮落,讓人們在同時具有奴性和革命性。
官員們被合法地授權違法
在最近六十年法國所制定的九部或十部憲法當中,都有一條規定,行政機關未批准,任何政府官員都不得被普通法庭起訴。這個條款似乎成功地在憲法被廢棄之後,從廢墟中被找了回來,自此之後一直免遭大革命的清算。官員們通常會暗示,此條款賦予他們的特權是大革命偉大的成果,但他們又錯了。舊君主制比今日的政府更加熱心於保護他們的僕人,不讓他們像普通公民一樣上法庭。這兩個時代之間唯一的本質區別是:大革命之前,政府只能依靠恣意妄爲和非法的措施才能保護官員;大革命之後,官員們被合法地授權去違背法律。
在舊制度下,當一箇中央政府專員在普通法庭被控告時,御前會議的命令通常會禁止法官繼續案件的審理,而轉交給他們派出的專員處理。這一訴訟的基礎,根據那時候的一位議員的觀點,因爲普通的法官肯定會對政府官員有偏見,如此一來,國王的政府就會被輕視。調案不是偶爾才發生的事情。它們每天都有,最低級的官員也經常像最高級的官員那樣被保護起來。與政府微弱的關係就能讓他們受到權力的保護,只受到御前會議的管轄。
在一起事件中,一位國家的承包商從鄰居的土地上拿走了物產,並把它們用掉了。總督親自向樞機大臣寫信說,“我無法再強調,將承包商交給普通法庭處理會對政府有多大的傷害,因爲它們的原則與政府被指導的原則是完全不一致的。”
這些話寫於一個世紀之前,而這些官員們跟我們現在的官員何其相似。
(摘自《舊制度與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