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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緩緩掃過一大片空曠的水泥廣場,喧囂聲漸漸放大、放大,在兩道並排的、長長的鐵柵欄左邊,呈現出一幅畫面——整個大地,似乎都被密密麻麻的人羣所佔據,他們慢慢地向前蠕動着,向着同一個方向。
這是紀錄片《歸途列車》的第一個鏡頭,作爲註解,片頭打出了這樣的字幕——
“中國有2.42億外出務工者。他們只在每年的春節返鄉。這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類遷徙。”
不僅在今天,這也是這顆星球上,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類遷徙。在剛剛過去的蛇年春節,這場一年一度大遷徙的壯麗與奇詭,想必你已經管窺到其中一斑。而其主角,是中國的“候鳥”們。
在火車站內外,那些扛着編織袋、擡頭聽着廣播、臉上寫着疲憊的打工者,是這候鳥大軍的主體,但,並非全部。因爲,城市化與全球化的雙重浪潮,將來自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芸芸衆生,都捲入其中。
杭州人俞傳宏的一雙女兒在美國當律師,而在美國留學生活多年的他本人,現在回到故鄉杭州。他的妻子,在香港當教師。一家人想團聚,得跨越浩瀚的太平洋。
白領Amy是“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的一個註解,她從湖北小鎮大冶,踏入了上海,成爲知名外企的一位亮麗白領。上個月,她因爲過年在湖北大冶和上海之間轉換着差異巨大的空間。老家奶奶每月的60元補貼,與她在魔都花兩萬多買的一條項鍊擺在一起時,兩個世界的生活邏輯發生了尷尬的碰撞。
作爲雲南來杭打工者的第二代,剛剛成年的朱璽辰,因爲耳釘與染髮,在西南老家遭受了外婆的嗔怪“怎麼跟小混混似的?”在杭州高檔髮型屋當洗頭工,這個半大男孩有着時尚玩酷的裝扮,但一雙眼睛依舊天真。
人的本性裏,有着“尋找流淌着牛奶與蜂蜜的土地”的慾望,正是這種慾望,驅使我們這個物種從棲身洞穴、刀耕火種,一直到飛上天空、登上月球。同樣,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候鳥”們也因着這種慾望,主動投身城市化與全球化的洪流,留給世人無畏與滄桑的背影。無論結局是哭還是笑,他們都已無法回頭。
面對收攏“翅膀”的“候鳥”們,記者拋出了一個問題,追問他們的歸屬感——你所生活的“這裏”,與一年回一次的老家,哪個纔是家?
“美國或者中國,都是家。”俞傳宏很直白,“只要家人團聚,哪兒都可以是家。”
“我覺得我的故鄉在死去,小鎮沒有新的生命力。鎮上的年輕人,都去了武漢,或者周邊的中等城市,顯得更破敗。”Amy沒有直接回答,她只是想與我們分享她的不安與哀愁。
而朱璽辰的回答,經歷了一番糾結:“杭州,這座城市,是我的家。”
中國人心靈裏傳統的“葉落歸根”情結,正在緩慢地、卻是不可逆地消逝着。
對於已有27年越洋遷徙經歷的俞傳宏,歸屬感是一種矛盾與糾結的綜合體。“我們還在習慣說‘歸來’,回來時,卻看不到自己記憶中的東西。”原因是,“中國變化太快了。”許多人的家鄉,已經面目全非了。
中國式遷徙的階層隊伍日益壯大,在這種情境下,一邊是身體力行者的旅程,一邊又是作家們的書寫與思考,在對照中,或許,已經到了重新審視與理解歸屬感的時候了。
本報記者屠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