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莊建(右)在《陳香梅全集》出版座談會上採訪。資料照片
編者按: 2月26日,本報召開“莊建新聞作品研討會”,本報高級記者莊建介紹了自己從業近40年來對新聞記者這一神聖職業的執著與堅守,來自出版界、媒體界及高校的專家學者對莊建一些代表性作品的影響力、特色、風格等進行了分析研討,光明日報部分記者編輯參加了研討會。本刊特摘發這次研討會的發言摘要,供讀者參考。
從事新聞工作近40年,無論是做一線記者,或者做編輯、部主任,還是做中華讀書報的總編輯,我都沒有放下手中的筆,面對豐富的實踐,面對我的採訪對象,我總有去採寫、表現他們的衝動。
一塊兒去採訪,常有朋友說我“過度採訪”。能到現場的,我一定到現場,因爲現場的採訪是多維的,耳、眼、腦並用。有機會與當事人面對面採訪時,我儘量不放棄機會。常常走了很多路,刨根問底,遍尋細節,最後寫作時用在稿子裏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沒有用到稿子裏的內容,常常在我們認識、理解採訪對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親眼目睹”“身臨其境”“感同身受”“觸景生情”不僅是採訪的重要過程,也是改變文風的重要基礎。
得知耄耋之年的蔡美彪先生新作《中華史綱》即將由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我就輾轉表達了想採訪先生的意願。傳回來的信息,是蔡先生委婉的拒絕:“書,讀者還沒看到,先聽聽讀者的意見。”先生的低調與讀者反應的熱烈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一個月內,《中華史綱》銷售已經近萬冊。這,成了我採訪先生的理由。
蔡先生終於同意接受採訪,讓我寫了採訪提綱,堅持筆答。我提出,即使筆答,我也一定要去看看他的辦公室。先生最後同意,在辦公室接受採訪。
在寫蔡美彪先生的稿件中,有一個細節:
我環顧先生的辦公室。裏牆下,放着一張摺疊牀,牀上,放着單薄的被褥。在辦公室時,每天中午,先生就在這裏小憩。從在北大讀研究生起,先生就在現在社科院近代史所所在的這塊地方工作。幾十年中,工作單位換了幾次,但他始終沒有離開這塊地方。年輕時,除了外出,他每天必來辦公室。如今,85歲高齡,他仍如此,只是雨雪天不再出門。 “去年春節,老伴去世了。寫書、生活我都是孤軍奮戰。八十歲時,大家給我祝壽,我想到以前自己給一位經濟學家八十歲祝壽,他說了兩句話‘八十不算老,再讀十年書’。我說這個值得學習,但是光讀書不行,要幹一點事兒,改一下:‘八十不算老,再寫十年書’,我就以這個爲目標奮鬥。到現在五年了,我真寫了幾本書。每天,我只有讀書寫書的樂趣。”形隻影單的先生啊。
文中所寫的,都是我親眼看到的。先生所說的,是筆答不會涉及的,而是採訪交流中喚起的。辦公室的簡陋與陋室中先生志向的高遠的反差,震撼了我。我把看到的和自己的所思所想記錄下來。沒有先生辦公室之行,我對先生的認識不會如此豐富鮮活。
聞名全國的邱氏鼠藥案,我和同事範又,與其他媒體的記者一起,從科學家完全處於劣勢時開始關注,採訪中承受過種種壓力,但我們還是堅定地和科學家們站在一起,直到科學戰勝僞科學,取得最終勝利。
偶然的機會,我在採訪中得知了1988年水電出版社的改革。那時出版界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潭死水,水電社的小小改革竟在社裏引起軒然大波。採訪使我置身爭論的漩渦之中。我在稿件《發生在水電出版社的一場爭論》中,寫出了自己的觀察,寫出了自己的思考,寫出了現實中的矛盾與爭論。報道是中國出版業改革的第一顆信號彈。
這篇報道的發表,也反映了光明日報的眼光與魄力。在頭版頭條位置刊出的這一稿件,連審稿時的不同意見也放在括弧中一併刊出,表明了報社的立場。季羨林先生看到這篇報道後說,“貴報還有一個別的報紙所沒有的特點:在頭版頭條位置上發表長篇報道,只提出問題,不下結論,讓廣大讀者自己去評判。今年5月4日刊登的《發生在水電出版社的一場爭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然,這樣的處理方法,由當時的歷史環境決定。
我熱愛記者工作,是因爲它總是與事實真相離得那麼近,總是與崇高離得那麼近,有機會盡快儘早感受到新事物的曙光,新思想的光輝。每一次採訪,都是一次精神的成長。近40年的記者生涯讓我感悟,記者職業是社會給予我的饋贈,我除了以責任、真誠去履行職責,無以回報。(本報記者莊建)
莊建簡介
高級記者。1976年開始,在光明日報北京採訪組、記者部、北京記者站、國內政治部、圖書出版部、中華讀書報工作,做過記者、副站長、副主任、主任、中華讀書報總編輯。此間,無論做記者還是做主任、總編輯,一直沒有放下手中的筆。通訊《劣質詞典頻頻涉世引發的思考》(合作)獲第十二屆中國新聞獎二等獎,《專員考鄉長》獲全國現場短新聞三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