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鋒，和戰士，和衝鋒槍，和軍裝在一起，成爲一種聖潔的定格。他把20世紀60年代兵的忠誠和純樸，演繹到今天。

　　現在90後們，網上學雷鋒，把自己的臉套在雷鋒頭像上，變成自己，秀，頭上依然是那頂北國軍人的扇風棉軍帽，肩上依着那身60年代素軍裝。相貌不同，名姓有別，40後、90後；社會、人心，崇奉一樣。

　　身爲同代人，我們和雷鋒都屬60年代的兵，我們都戴過那個年代相同的軍帽，我略早些，1959年年底入伍，算60年的，雷鋒也是60年入伍，那時我們都很青澀，信仰不二，心中都有一個共產主義奮鬥目標。那時候不講金錢，沒有銅臭，社會純潔，人心向上，有邪心噁心，也都壓下了，大家都很正。

　　雷鋒是在一場事故中犧牲的，生前做過許多助人爲樂的事，寫在他的日記上，死後爲人們傳吟。雷鋒事蹟在部隊傳遍之後，大家都做好事，爭做活雷鋒，助人爲樂，當不生鏽的螺絲釘。有爲戰友打洗腳水的，有每天早起一小時，把營道打掃乾淨的，還有聽到戰友父母生病，偷偷往家寄錢的。我親歷的一件事，是出差一週，回來髒被冷褥暖融融，全被戰友拆洗一新，舒服之至，誰當雷鋒給洗、做的，至今不知道。

　　除去革命、忠於黨的，那些大道理，和那時候班排連都有做好事的統計，有“爲做而做之嫌的不當”外，雷鋒精神應該是一種對上世紀60年代中國人的激活和喚醒，是把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拉親、拉近的一個人。

　　那時候儘管講階級鬥爭，社會沒散，氣團着，人們是奔着一個目標去的。記得，當年帶過的一個海字184部隊宣傳隊，從北京坐火車南下，男女十幾個兵，一路上衆多樂器手搬肩扛隨身帶，到了車上一身汗，幾乎沒有坐着的，都是把座位讓給別人。除了挨車廂演唱宣傳外，還接過乘務員提開水的大鐵壺，來回不停地一個車廂、一個車廂給衆多伸過來的碗斟水。那時人們都很簡單，也都有激情，做了好事，就有人寫表揚信，上列車廣播。真是一路走、一路雷鋒的春伴行。

　　那時候兵們在外面做的許多事，都屬一個名字：我是雷鋒。和現代衆多明星的粉絲們比，不是狂熱，而是忠誠，是做人。

　　雷鋒精神講起來好多，詩人賀敬之的《雷鋒之歌》講得好高好大，其實核心，或者在老百姓心中憶念的，很簡單，幾個字，就是助人爲樂，做好事。

　　上亙古下而今，無論史人哲人，男人女人，窮也富也，大都“觀小節可以見大體”的這樣認爲：唯在做好事中才受洗，纔會有一種修爲的境界提升。即，你在幫助別人的同時，就是幫助了自己。

　　不論親緣、血緣，將軍、士兵的社會關係，從來都是互爲相助的，誰都有老小的時候，誰都會遭病致難，你如何這樣對了別人，終有一天別人會這樣如何爲你。以竟日乘公交車所見爲例，一些年輕戀人坐一起，見了老幼婦弱，理也不理，坦然逗笑、偎依。有時我就想，這樣兩個都很“毒”的在一起，一旦你們雙方或家庭的老人攤上事兒會怎樣呢？這樣如是的處世對人，相互又何能仰仗對方？

　　一次，甚偶然，與上大學的女兒同乘一輛公交車，遠遠地看見她先後兩次從座位上站起，讓座給身邊老人和抱小孩的，心裏像蜂着蜜一樣的甜，那一刻我甚掛牽她未來的心，一下都放下，因爲那一刻讓我看到她骨子裏的東西。還有一次，乘公交車，中途大站，遇兩個皮膚白皙、個子高挑的外國女生，肩着大包，眉目腰身都很漂亮，她們先上來，有了座位，纔剛坐下，轉身見到後上來一個老人和一個抱小孩的，竟不約而同地同時起身，把座讓了，那一刻整個車廂裏的中國人全看見，坐在前面的一個小夥子見狀，不好意思地站起，要把座位讓給她們其中的一個，沒想到那倆人竟都笑着搖頭示意，一個用清晰的漢語說：雷鋒；一個點頭用英語應：世界的。

　　讀“參考”，得知過“雷鋒出國”的事，我沒親眼見，不敢妄傳，這次在身邊，肅然，敬焉。

　　公元1963年戰友雷鋒成爲榜樣，到現在歲更月移50年，多少英雄頭人起，衆多帥將的後人出巨資，拍影視爲之著傳，有的甚至專請外國人寫書，但終逃不過世眼三七、五五，甚至倒四六開，影視歌三棲的星們更是此起彼落，唯雷鋒，這樣一個普通的戰士，用公交車上讓座、斑馬線上扶老人，讓人們傳承不止地記住他。其因就在，陽光、助人、從善，美麗美貌之上倡美德。

　　仔細端詳雷鋒的臉上，至今保有那個年代戰士的忠誠和做人的純尚。60年代初，我們當兵的那個年代，沒有後來的“文革”的鬧騰，和現代社會的脂粉、商業銅臭，是很清晰的。但那個年代回不去了，歲月回溝的磨痕已深，好在人文不老，雷鋒還是當年那個雷鋒。

　　助人爲樂做好事，這種平凡，勝過許多偉大。

　　作者簡介：馮景元，1959年12月入伍，1956年開始文學創作，著有詩歌集、散文集、隨筆集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