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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曾仲鳴,是因爲他和孫伏園、孫福熙合著過《三湖遊記》,這本書1931年9月初版,開明書店的功勞簿上,應該記下一筆。這之先,我對他的創作成績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我只把此人看成現代史上的過客而已,並且重視的程度,比起孫氏兄弟來,不及那麼深。
二孫一曾,都有過赴法讀書的經歷,交誼應該也是有的。孫氏兄弟在1929年3月進巴黎大學文學系學習文藝理論,曾仲鳴留法更是早,在辛亥革命之後的1912年,從中學讀到大學,成了里昂大學的文學博士。孫福熙在給曾仲鳴的一本書作的序裏,爲他的學問說過話,那是這樣的一段:“仲鳴先生是介紹法國浪漫派文學的先鋒,他刻刻以介紹浪漫文學家的生活到中國來爲己任,而且刻刻以浪漫文學家的情趣來鼓舞他自己的生活。”從現代文學的著作看,開明書店出過他的《法國的浪漫主義》,黎明書局出過他的《法國文學論集》。孫氏兄弟的才華表現在散文上面,曾氏則是在比較文學這一端。
法國三大名湖的風景,也入東方學子的心。遊湖的感受化作清美的文字,落在《三湖遊記》這本書裏。各有巧妙也是可想的。孫伏園“對寒燈,撫短鬢”,摹寫麗芒湖;孫福熙則如郭紹虞所稱賞的那樣,使着“以文字作畫”的筆致,來寫安納西湖;曾仲鳴記的是蒲爾志湖。到這湖上,他大約是有一點哀感的,心意不在繪景上,卻把年輕的法國詩人拉馬爾丁和查理夫人的那一段戀情講得細緻纏綿,寫的這許多文字,彷彿一篇風月小說似的。安納西湖雖由孫福熙寫,曾仲鳴對它的記憶總該別樣吧,1922年,他和方君璧的結婚便在那裏。青春的生命猶如晴日裏的晨霞,自由飛動着,使沉黯的社會飄閃燦豔的光芒。
以上的一些,固然偏而不全,卻讓我不免做此想:假定曾仲鳴在文學的路上走下去,經了勤勉的努力,在文學史上發光也未可知,那大約是另一番生命光景;可他把大部精力移到從政上去了,跟的人又偏是汪精衛,曾經照身的辛亥革命的那縷光亮也就不免黯去。對他的負面評價,就是從這裏得來的。一步跨出去,生命的斤兩便大不相同。從文或從政,在臧否上竟會差異到這地步,細細一想,實在只剩下搖頭。他的形象,是在國民眼睛裏的,究竟何種樣子呢?無待此處多講了。
到這裏,一切似乎未算了結。我們無妨魂返具體的時代情境,事情總該有它的初因。舊時代的青年,是把改造中國作爲理想而烙印在心上的。袁世凱登臺後,爲求安定,出官費把一些革命黨人送到國外留學,16歲的曾仲鳴和14歲的方君璧各隨自己的姐姐(曾醒與方君瑛)到了法國,一同去的還有汪精衛和陳璧君這對新人。那是1912年的時候。曾仲鳴之子曾仲魯後來說:“其實父親與汪精衛相識多年,他絕不僅僅是其身邊一個簡單的‘祕書’的角色;而汪精衛對父親而言,也是亦師亦兄亦友。”(《紛亂家國事》,2012年第十五期《三聯生活週刊》)雖是口述往事,亦無妨當做一篇流淚文章讀。
1938年12月19日,曾仲鳴跟着汪精衛和陳璧君從昆明出走河內。1939年3月21日晚,軍統特務入汪宅行刺,誤殺曾仲鳴,死狀頗慘。一生就這樣收了場,又脫不了汪精衛的陰影。對日的立場上,在許多人的眼中他倆像是沒有區別,歷史想象也顯得蒼白。照常理推,曾對汪,有情;曾對國,失義。從這一點看,除去嘆息,實在也沒有別的好說,說也無益。
純一不雜的君子正士,古今大抵是沒有的。一個人,活在實際人事中,如果對現實政治缺少思考,生命路徑的擇定難以排棄感性因素的影響。仍是曾氏,人格沾着污黦應是多數人口上的定評了。說近一些,現今已不是那時候,雖過去數十年,又何嘗無此等人?時間顯示了強大的抽象力量——後世的衡估,只能接近過去的具體事實,表現爲理性的殘缺;後世的想象,只能仿擬過去的具體情境,表現爲感性的減損。況且歷史評價總會塗染現時色彩,甚而契合利益需要。話叫史家說散了,這便引出一種現象——隔世看史實,彷彿一個謎。對於大時代中的複雜個體,他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權量,或是知,或是迷。時移世遷,結論放在以後的歲月中似乎好下一些,判然相異的更變,在實際上也並不少。寫文章的人,搬用簡單的話,較難概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