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裝領帶的海洋中，張繼禹一襲藍袍。

　　張繼禹有三個身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和中國道教學院副院長。

　　“不爭”是修道之士的重要修行準則，但兩會上，張繼禹卻爲文化的重要戰略地位與財政經費投入不相匹配而力爭，“被選爲人大代表，就應當履行自己的職責。”他說，黨的十八大把文化納入“五位一體”總體格局中通盤考慮，而今年預算上文化投入卻是最少的。

　　3月5日財政部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報告顯示，2012年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494.68億元，增長18.9%。“而2013年對文化財政預算才增長9%，”張繼禹對這個文化“賬本”很是不樂觀，“起碼要保持去年的增長水平。”

　　他告訴記者，文化決定着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方向與世界影響力，文化是一個民族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名片”，是身份符號和精神家園，“更事關每個公民的基本素質，沒有投入如何實現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傳承？”

　　談到現實，張繼禹更覺問題多多：一是文化遺產的搶救時不我待，在城鎮化拆遷中已是所剩不多，亡羊補牢爲時不晚，對文化古蹟的保護必須做到全覆蓋；二是要推進博物館等各種文化設施建設，不僅免費開放也要增加內容；三是要給寫作、電影等純文化一個寬鬆的物質環境，“否則怎麼會有精品出現，都趨於物質化了。”

　　張繼禹建議，國家要對精品進行鼓勵，設立國家級榮譽制度，從物質保障和精神鼓勵上促進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