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清代)

　　《秋瑾墓誌銘》(《秋先烈紀念碑記》)，立於1927年，蔡元培撰文，于右任書丹。共15行，滿行25字。此碑乃于右任難得一見的楷書作品，根底在《石門銘》，融墓誌、摩崖筆法於一爐，厚重奔放，寬博雄強，氣象宏大。秋瑾名篇《風雨口號》：

　　多病休登花外樓，

　　一番風雨一番愁。

　　銜泥燕子多情甚，小語依依傍玉鉤。

　　元蘋(唐代)

　　韋應物妻《元蘋墓誌》(局部)立於唐大曆十一年(776年)，42×44.5釐米，楷書27行，滿行27字。字形寬博瀟散，端莊儒雅，用筆變化多端，柔中有剛，風格挺拔清利，遒厚中見飄逸。

　　《元蘋墓誌》乃韋應物撰文並親自書寫，讓後人第一次看到了韋應物的真跡。韋應物一家四方墓誌於2007年同時在西安被發現，其中《韋應物墓誌》和夫人《元蘋墓誌》，屬於國家一級文物。元蘋16歲時嫁給韋應物，去世時僅36歲。墓誌中有些詞句感人至深：“每望昏入門，寒席無主，手澤衣膩，尚識平生，香奩粉囊，猶置故處，器用百物，不忍複視。”韋應物名篇《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張九齡(唐代)

　　《張九齡墓誌》(局部)全稱《唐故尚書右丞相贈荊州大都督始興公陰堂志》，立於開元廿九年(741年)，徐安貞撰，18行，滿行18字。1960年7月在廣東韶關發掘。

　　筆畫寬厚豐滿，尤其是捺角，與褚遂良楷書很接近，但筆勢相對雜一些，透露出寫經體的意味，字形大小不拘，顯出行草筆意，雅麗豐潤，無刀斫之痕，而有柔逸之氣，是難得一見的楷書精品。張九齡名篇《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納蘭性德(清代)

　　《納蘭性德墓誌》(局部)全稱《皇清通議大夫一等侍衛佐領納蘭君墓誌銘》，立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76釐米見方，38行，現存1648字。由內閣學士徐乾撰文，陳廷敬篆蓋，高士奇書丹。1972年在北京海淀區上莊村出土。

　　志文爲行楷書，受蘇軾書風影響很大，自然寬博、不激不勵，起收筆有很多小動作，展現了唯美情調。

　　納蘭性德有“清代李後主”之稱，主要文學成就在於詞，尤擅小令。與陳維崧、朱彝尊並列爲“清詞三大家”。納蘭性德名篇《長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

　　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

　　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王之渙(唐代)

　　《王之渙墓誌》(局部)全稱《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尉太原王府君墓誌銘》，立於天寶二年(743年)，靳能撰，無書丹者署名，志文24行，滿行24字。1930年出土於河南洛陽。用筆勁健，點畫流利，輕鬆明快，結體疏朗俊秀，全志神完氣足。王之渙一生的傳世之作僅六首，卻聞名遐邇，除“更上一層樓”之外，還有“春風不度玉門關”，被一代大師章太炎推崇爲“絕句之最”。王之渙名篇《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經典

　　賞析

　　生有座右銘，靠自己用一生不斷實踐

　　死有墓誌銘，由他人對一生做出評價

　　袁鳴

　　韋叢之母(唐代)

　　《段氏墓誌》全稱《有唐武威段夫人墓誌銘》，立於唐元和四年(809年)，乃元稹爲其妻韋叢之母所撰。39釐米見方，22行，滿行21字。用筆磊落，不守故常，變化跳躍，結體大小跌宕，自然疏朗，因用筆之變而形成極強的動態感，可以看到唐楷的不同側面，非歐顏柳能涵蓋。

　　元稹妻韋叢是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小女，20歲時下嫁給24歲的詩人元稹，當時元稹僅是祕書省校書郎。出身高門的韋叢並不嫌棄元稹，勤儉持家。病逝時僅27歲。兩年後，元稹續娶裴氏、納妾安氏，讓人覺得言行不一。元稹在成都時與長自己11歲的薛濤有過情感經歷。風流才子元稹寫下：“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一場轟轟烈烈的姐弟戀，成爲薛濤一生唯一的愛情。

　　陳寅恪對元稹的道德評價很苛刻：“綜其一生形跡，巧宦故不待言，而巧婚尤爲可惡也。豈多情哉？實多詐而已矣”。其實，續絃納妾與唐代士大夫生活的社會風氣分不開。

　　此墓誌的出土，證明元稹並非如此絕情。他爲段夫人寫墓誌時，妻韋叢已先亡故，他仍恪守遺言：“是以餘妻之言與我曰：離則思，思則夢，夢則悲，悲則泣。戀戀然，餘不知所親矣。”傳說戲劇《西廂記》描寫的愛情故事原型其實就是元稹與韋叢。元稹名篇《離思五首》之四：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中西方都有墓誌銘的習俗存在。每個人都會面對一生歸宿的最終審定，生命的過程與價值刊於石刻之上。在靈魂不滅、祖先崇拜意識的支配下，慎終追遠、祭祖掃墓逐漸成爲一種道德規範。 “墓誌銘”成爲固定的文體，始於南朝。劉鳳君有言：“志石方而表示地，志蓋覆鬥形表示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墓”即幕，任何人登上舞臺表演，最終都有謝幕之時。“志”有記述之意，包括死者的名號、籍貫、官級、功德等。“銘”是用韻文進行委婉抒情。“夫碑誌者，紀其德行，旌乎功業”，把死者在世時的一切濃縮爲一份個人檔案，實現樹碑頌德的目的。中國沒有專門成爲舉國信仰的宗教，墓誌銘展現了一種“宗教情結”。人的生死觀是發展變遷的，從對死亡的恐懼到對死者的追憶，與其說是一種爲死者所選擇的方式，毋寧說是一種生者的精神寄託方式。

　　墓誌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學性、史料性、書寫性、社會性、系統性等諸多方面。書法作爲工具，無意識地包含在其中。但是，墓誌對於近當代書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歷朝墓誌中，唐代數量第一，其後漸不足觀。在唐代墓誌中，最令人矚目的莫過於一些詩人的墓誌，其中有王之渙、張九齡等大名鼎鼎、如雷貫耳的人物。2007年11月，韋應物夫婦及子韋慶復夫婦墓誌被發現。

　　另外，還有一些詩人親自寫墓誌，寄託哀思。

　　唐代詩人中，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齊名，通過“書寫墓誌”，見證心心相印的友情。元稹曾爲杜甫寫志文，距杜甫去世已經43年。由於當時家境貧寒，只好暫厝岳陽，臨終囑咐後輩有了能力一定要將其骸骨遷回故土。四十年後，杜甫的孫子杜嗣業決定完成祖父的遺願，跋涉途中路過武昌時，旅資耗盡。當時元稹正好在武昌做官，杜嗣業便向元稹求助，元稹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還寫了一篇墓誌銘。開頭第一句話是：“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纔有所總萃焉。”充分肯定了杜甫的詩壇地位。元稹爲杜甫寫了墓誌銘之後，隨後就輪到他自己了。李杜已逝，只剩下白居易和他兩人，剛巧又是至交，元稹便在死前委託白寫墓誌銘。白居易答應了。據說元家人後來還要支付一筆潤筆費，足足有七十萬錢。白當然沒有要，而是和元家人商量，修建了香山寺。白居易則是自己先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墓誌》。到後來，李商隱忍不住爲他另寫了一篇。白居易生前非常欣賞李商隱，曾說過願在死後做李商隱之子。作爲前輩，說出如此擡愛之語，令人感動。白居易剛死，李商隱果真就添了個兒子，遂起名“白老”。這麼美好的知音迴環相與，成爲唐代乃至整個文學史中的一段佳話。

　　到了宋代，蘇軾曾爲司馬光寫“神道碑”，蘇軾的墓誌是弟弟蘇轍所寫。歐陽修寫墓誌堅持說真話，弄出了很大的矛盾。一次是爲老友尹師魯寫墓誌銘，歐陽修講求分寸，結果死者家屬不滿，乾脆不用，另請人重寫。歐陽修爲此專門寫了一篇《論尹師魯墓誌》，解釋爲什麼要那樣寫；另一次是爲范仲淹寫“神道碑”。範氏在當時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歐陽修前後磨了一年多時間才完稿，範氏家人覺得不滿意，擅自修改了若干處，還有一段被刪除。歐陽修大怒，嚴正聲明“非吾文也”！最後不歡而散。歐陽修最終得出一個結論：“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而文章“有意於傳久”，則“恐難滿孝子之意”。“有意於傳久”就是對歷史負責。

　　書法史中的一些人物，徐渭自己寫墓誌，何紹基給鄧石如寫墓誌，朱孝臧給吳昌碩寫墓誌。這也是精神傳承的一種方式。

　　清代“婉約詞人”納蘭性德的墓誌，尤其是志蓋篆書，和唐代墓誌對比，可以看出風俗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有了變化。而後從晚清到民國，幾十年倏忽而過，世易時移，喪葬制度的改革，墓誌漸至終止，不過，“墓誌書風”依然延續，因爲墓誌有足夠的量，並且不斷出土，是一個巨大的寶庫，可資借鑑。

　　生有座右銘，靠自己用一生不斷實踐；死有墓誌銘，由他人對一生做出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