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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現代性把理性降低爲工具理性,把科技與人文割裂,西方所有的“現代病”因此產生。
傳統智慧不僅可以作爲科學和技術明智而有靈性的老師,還可以幫助科學家學會在當代社會中起積極的作用。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複雜的國家之一。它擁有世界上不間斷的最古老文明。並且,中國的變化速度非常之快。每個月,中國都會啓動一個影響成千上萬人的新的重大項目。正是中國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速度給了我今天站在你們面前的勇氣。”美國克萊蒙林肯大學常務校長菲利普·克萊頓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如是說。
衆所周知,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極其複雜,中國何以有足夠的智慧在世界範圍內找出應對辦法?克萊頓認爲,“對於中國來說,我不能說什麼是‘最好的’,但我可以描述那些在西方已經被證明是‘做錯的’。我很樂意看到中國能夠避免西方犯過的這些錯誤。 ”
克萊頓認爲,西方現代性的最大錯誤肇始於西方現代主義哲學。它強調個體高於社會、分析高於綜合、分解研究高於整體研究、價值中立研究高於包含人類價值尺度的研究。在這樣的價值導向下,西方現代性把理性降低爲工具理性,把科技與人文割裂,西方所有的“現代病”因此產生。而西方的許多大學恰恰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價值觀念之上的。那裏,正是西方領導人的搖籃。由此,克萊頓教授指出,能否培養出一批“適應後現代文明時代要求的領導者”,是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能否避免西方現代性錯誤的關鍵。
在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工作期間,克萊頓都曾遇到過一些“不能進行團隊合作”的科學家。他們常常希望能夠獨立,彼此之間相互爭鬥。當一些科學家只爲自己着想的時候,很多“不道德事情”就更容易出現了。比如,歪曲數據。又如,一些研究在沒有檢驗結果的情況下就將結論迅速出版。他們爲研究而研究,將自己對知識的追求放到了對人類共同福祉的追求之上。由於這樣的事在西方的研究機構經常發生,給很多大的研究機構造成了許多問題。 “人類則在這一進程中受到了傷害。”克萊頓說。也正是這些經歷,讓克萊頓堅信,偉大的科學家必須在大學接受兩種教育,一種是科學與技術的教育,另一種是人文精神的教育。
科學告訴我們,生物數量的減少使得生態系統變得愈發脆弱,但仍舊需要精神與美學的訓練,才能使我們領略到大自然內在的美麗,以及更深刻地懂得我們身邊的世界;醫藥科學可以延長我們的生命,但古老中國的文化傳統——孔子、老子、墨子——可以幫助人們明白生命的本質;科學給了我們設計城市、建築物與道路的工具,但要建設一個市民幸福的城市,則需要智慧。克萊頓認爲,“人文傳統對於人們的基本需求有深層次的瞭解。我們只有懂得了這些社會性需要,才能建設更加繁榮的城市。 ”
在分享了自己的高等教育體會之餘,克萊頓又坦言,當下中國面臨的情況的確比西方更復雜, “對中國人來說,誘惑很多”。在西方,許多國家都已擁有強大的實力和財政保障,人們渴望更加舒適、輕鬆的享受型生活。因此,能耗和浪費增加,消耗比率激增。但今天的中國擁有超過13億人口,如果單純效仿西方的發展道路,如果只是追求現代意義的經濟增長,那麼,對中國乃至整個地球的生態都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這就是今天的世界如此關注中國如何做抉擇的原因,”克萊頓說,“但如果中國能致力於推進建設一個‘生態文明’國家,那麼,中國就有可能跳過西方過去200年間在發展進程中所犯的錯誤,成爲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的後現代文明國家。”
“在接下來的20年中,中國將是一盞明燈,照亮世界,給所有國家展示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和生態文明。”克萊頓認爲,在這一努力的過程中,中國有巨大的傳統文化資源可以使用。而這些不斷積累而成的智慧成果,會融合成爲一個和諧的整體,不僅適用於未來的大學教育,也適用於未來的企業、服務業和政府決策部門。
在克萊頓看來,社會需要科學和技術來爲人類和星球扮演一個僕人的角色,但科學和技術也可以從傳統的精神世界中學習倫理和價值觀。他認爲,儒、釋、道都是倡導抵制自私、爲整體利益服務的。這些傳統智慧,“不僅可以作爲科學和技術明智而有靈性的老師,還可以幫助科學家學會在當代社會中起積極的作用,達到物質與精神的平衡”。(記者柳森)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