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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春三月,春風送暖,正是踏青郊遊的好時節。自古至今,人們對於春日郊遊可謂格外青睞。先秦時期,青年男女喜歡借郊遊尋找浪漫愛情;魏晉時期,人們郊遊注重“陶冶情操”;隋唐時期,人們郊遊講究“野餐”;宋代以後至明清時期,人們郊遊更偏愛“健身休閒”……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先秦時期郊遊追求“浪漫風情”——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先秦,是一個崇尚自由、熱情奔放的時代,不論是貴族階層,還是平民百姓,似乎都熱衷於郊遊。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的曾點便特崇尚“風乎舞雩,詠而歸”的郊遊生活。據《論語·先進》所記,對學生這一想法,孔子只說了四個字:“吾與點也!”意思是,我贊成曾點的想法,可見孔子也喜歡郊遊。
從史書記載來看,先秦時期中國古人的郊遊最浪漫,相當有“風情”。
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間詩歌的總集《詩經》,裏面有許多詩篇都是那個時代人們郊遊的記錄,其中《國風·鄭風》裏有首詩歌叫《出其東門》,起首句便是“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鄭風”所反映的是以今鄭州爲中心的中原之國鄭國的郊遊風俗。鄭國人喜歡郊遊,特別是到了春天,每年春天,出了鄭城東門,滿眼都是花枝招展的郊遊女子。許多男士便利用這個機會,尋找自己的意中人。《溱洧》一詩所述更直接,當時在溱水和洧水兩條河邊上,鄭國的“士與女,殷其盈矣”,前來郊遊的鄭國男女到處都是。男女青年在一起郊遊中增進了瞭解,兩情相悅,最後互贈芍藥以寄情、定終身。
當時人口較少,多生孩子、增殖人口,是那個時代對適婚男女的基本要求。人類的“生產”任務與農民播種一樣,都不能“失時”,而春季是女子受孕的最佳季節,所以談情說愛這樣的求偶式郊遊成爲先秦時代郊遊的特徵之一,《詩經》大量愛情故事,大都是在郊遊期間發生的。
先秦時期的“風情遊”,被稱爲“奔”。“奔”是會意字,金文字形上面從“大”(人),象人揮動雙手;下面從“止”(趾),而且是三個“止”,表示快跑的意思。用“奔”字來形容女子與男士到郊外幽會,再合適不過了——快點跑到沒熟人看見的地方去。
因爲這種方式的自由戀愛,有別於明媒正娶式的正規結合,“不侍禮而相奔者也”,故古人常以“私奔”來稱呼,宋代主張禁慾的理學家則毀之爲“淫奔”。
“奔”雖然不是正規結合,但時人並不認爲是不體面的事,官府也不禁止這種“失禮”行爲,反而大力提倡,即所謂“奔者不禁”。爲方便男女的感情交流,不錯過“播種”季節,朝廷甚至設定了一個固定的春遊節日“上巳節”。
上巳節有古代“中國情人節”之稱,《溱洧》一詩中描寫的內容,正是鄭國青年男女在上巳節郊遊、相會交流的熱鬧情景。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魏晉時期郊遊看重“陶冶情操”——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上巳節,其因選取夏曆三月中的第一個“巳日”而得名,由周代的“水濱祓禊”風俗而起,乃中國古人選擇外出郊遊的標誌性節日。魏晉以後,可能出於記事和行動上的方便,乾脆將上巳節固定在三月三;“水濱祓禊”,也被臨水飲酒所取代。
中國古人喜歡郊遊的原因,或與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旅遊思想”有關。孔子即提出,“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到魏晉時代,屬於“不遠遊”的郊遊出現了新氣象,先秦時的“風情遊”色彩淡化,轉向看重精神層面的“玄遊”,把郊遊看視爲陶冶人生情操的一種方式。
玄遊提倡“貴無”,因“玄學”而興起,玄學屬唯心主義哲學。老子的“無爲”思想,受到熱愛玄遊的魏晉人推崇。而“無爲”的本質就是自然,許多士人於是“返乎自然”,把理想寄託於郊遊過程中的山水之間。
魏晉時代出現了許多郊遊名士,“竹林七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七賢”指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等七位文人,他們雖然出生於不同地區,卻有相同的志趣,於是走到一起。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記述,這七位文人喜歡“竹林之遊”,“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阮籍的遊興最濃,不遊則已,遊必盡興,“登臨山水,經日忘歸”。有不少學者認爲,竹林七賢遊山玩水,是逃避現實的行爲,實則非然,他們是換種方式關心政治,有句名言叫“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便是阮籍遊今河南滎陽的廣武山時有感而發。
魏晉時代留下事蹟的郊遊活動不少,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的《蘭亭序》,便是書法家王羲之在三月初三這天,與謝安、孫綽等41名晉朝貴族郊遊後誕生的,係爲當時各人所吟詩歌結集而作的序文。
有中國山水詩第一人之稱的大才子謝靈運,在郊遊方面最講究,具有探險精神,“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南史·謝靈運傳》記載,謝靈運有一套自己的“行頭”,外出遊玩,頭戴曲柄笠,腳登木屐,可謂當時的驢友專業戶。這種“木屐”被時人稱爲“謝公屐”,前後都有齒釘,“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一種登山專用旅遊鞋。
但時人郊遊能游出一種境界的,還要數陶淵明。陶有“千古隱逸之宗”的美譽,他原本胸懷“大濟蒼生”的願望,但現實與理想相距太遠,在做了13年“公務員”後,主動辭掉彭澤縣令,把家都搬到了郊外,過起了悠然的“田園生活”。陶《飲酒》詩中一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超凡脫俗,可以說是魏晉人,乃至中國古人郊遊的最高境界。
“下直遇春日,垂鞭出禁闈”
唐代郊遊講究美味“野餐”——
“下直遇春日,垂鞭出禁闈”
由於魏晉時期時局動盪,人們郊遊雖然游出了最高境界,但“郊遊熱”在普通人間並未興起,僅屬“小衆遊”,到了唐代,才形成了真正的全民性“郊遊熱”。
唐代的郊遊熱,以京城長安爲最。杜甫《麗人行》一詩稱:“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中“遊蓋飄青雲”條也稱,“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間地。”
長安城東南郊的“曲江風景區”,是當時長安市民郊遊的最佳去處。曲江是一個人工湖泊,開鑿於隋初,依水建起了御用景觀。雖屬皇家花園,卻對市民開放。每到中和節和上巳節,曲江兩岸熙熙攘攘,遊人如潮。
由於傾城出遊,以至於春天裏的長安幾成一座空城。唐代的新科進士正式放榜在上巳節前,會聚京城的學子,更會利用這個機會到曲江盡情遊玩。
除了中和節和上巳節,唐人還喜歡選擇在立春、清明節外出郊遊。白居易的《立春日酬錢員外曲江同行見贈》,寫的便是他立春這天與錢員外郊遊的情況:“下直遇春日,垂鞭出禁闈。兩人攜手語,十里看山歸……”
與先秦的“風情”、魏晉的“精神”不同,唐人郊遊特別在意物質享受,郊遊期間吃喝之風盛行。白居易的所謂“酬錢員”,便是請錢員外吃飯的意思。
唐代郊遊的吃喝之風,從現代考古的發現中也可以看出一二。1978年發掘的西安市南里王村韋氏家族墓室東壁北側,曾發現一幅高200釐米、寬360釐米的“宴飲”壁畫。壁畫所描繪的內容,便是中唐前期盛行的有錢人郊外遊玩享宴的場面:長方形的矮案上,擺滿各種食物,畫面人物豐富,除參與宴會的人外,還有隨從、僕人。人物中執鞭的車伕,畫面上方所繪的浮雲、花草,下方的岩石,這些元素的存在,無疑都說明這是郊外野餐。同一墓室西壁上,還發現“六屏仕女”圖,反映的是女子郊遊的場景。
唐代郊遊的吃喝之風,吃出了不少可載入中國飲食史的“遊宴”,如設宴會地點在曲江風景區內的,便有上巳節遊宴、新進士遊宴、關宴等。
“寒食祭先掃鬆,清明踏青郊行”
宋代以後郊遊偏愛“健身休閒”——
“寒食祭先掃鬆,清明踏青郊行”
唐人熱衷於郊遊是有原因的,除與國力強盛、社會穩定有關外,與假期多和上層的大力提倡也有直接關係。《唐詩紀事》記載,唐代從皇帝到臣僚都喜歡郊遊,並因此形成了制度。每年春天,皇帝都會帶着后妃、朝臣遊梨園,到渭水邊遊覽祭祀;夏天遊葡萄園,秋天則登大雁塔。
唐代稱春季郊遊爲“踏履”,宋代人多稱“踏青”,並設有“踏青節”。在宋代,郊遊也曾出現過一波小高潮,但出遊的節日選擇在悄然改變,春天人們更喜歡選擇清明節外出,而非上巳節。
張擇端的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北宋都城汴京人,在清明節這一天郊遊踏青的情景。到南宋時,清明節踏青已成爲時人風俗,周密《武林舊事》中即稱,南宋人“寒食祭先掃鬆,清明踏青郊行”。
到了明清時期,唐代的郊遊盛景再也沒有重現過,作爲古代中國“郊遊熱”興起重要標誌之一的上巳節,至此徹底衰落,上巳節主導的郊遊內容被完全糅合進了清明節裏。
清明節,是給先祖亡人掃墓的日子。墳墓多在郊外,利用掃墓開展郊遊活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在明時的南方特別明顯。明謝肇淛《五雜俎·天部二》中稱,北人重墓祭……南人借祭墓爲踏青遊戲之具,紙錢未灰,履相錯,日暮,墳間主客無不頹然醉倒。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後古人郊遊的活動內容變得多元化,趨於簡樸,體育健身運動受到喜愛:宋代人喜歡蹴鞠(踢足球);明代人喜歡盪鞦韆,甚至將清明節稱爲“鞦韆節”;清代人更迷戀放風箏。
聲明:“一方鉤沉”欄目文章系著名歷史學者倪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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