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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首家社區社會組織服務中心的社工在給社區居民開展知識培訓。資料圖片
日前,國務院發佈《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其中“政社分開”、社會組織直接登記等改革思路,被明確爲方案文本並確定了時間表。方案中提到2017年基本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
從最初的備受質疑,到現在的全社會普遍關注,可以說,社會組織的發展迎來了春天。本文將以光明新區的社會組織發展現狀爲例,以探討如何改革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
公益慈善類組織所佔比重偏低
“我們提出要資源共享、信息互通、風險共擔、利益各取。”光明新區民辦教育研究會會長、深圳市遠恆佳教育集團董事長宋遠標解釋研究會接下來要做的工作。
這個今年3月份成立的深圳市首個區級民辦教育研究會,承載了來自政府和行業內部的諸多期待,寄望由此能緩解政府的教育管理壓力,藉助社會組織的民間優勢,促進民辦教育機構之間加強交流和溝通以抱團取暖,並加強行業內自我約束。最終效果如何還有待檢閱,但是其協會成員均爲民辦教育機構舉辦者的去“行政化”的協會運作模式,相比以往的“二政府”,顯然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其實不僅是教育領域,諸如醫藥領域,如果成立醫藥行業協會,對於加強行業自律,淨化新區的醫藥市場環境也是大有裨益的。”光明新區一名政府工作人員樂觀地表示。
就在民辦教育研究會正式對外亮出“名號”的時候,老牌的市優秀義工文啓堅也正在籌備成立名爲“環保之家”的社會公益組織。這位有着10多年環保經歷的環保“達人”,已經逐步意識到成立社會組織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環保不能僅僅依靠政府,政府的資源有限,也要發動每一個社區居民,喚醒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在這些方面社會組織天然的民間性有政府所不具備的優勢,社會公益力量是大有可爲空間的。”
不過,文啓堅現在面臨的是已經覺醒的社會公益中堅力量如何發展壯大的問題。“我們之前做環保,主要是發動身邊的同事或者朋友。由於經費、人手和時間的問題,沒有一個系統架構,開展活動項目單一,存在不穩定性。”
文啓堅認爲,成立社會組織後將有利於規範化發展,“發展到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更大、更開放的平臺。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去社區做活動發動居民參加,總得有個名號吧。通過組織架構的建立,明確場地、人員、資金來源等,有利於將環保力量最大限度地激活,然後自我管理約束好。”
不管是已經成立的民辦教育研究會,還是尚在醞釀中的“環保之家”,代表的是一股新生的社會組織力量正在破土而出。而它們所處的正是從中央到地方正在進一步推動的社會組織改革發展的時代大背景。
聚焦到光明新區,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新區登記成立的社會組織共113家(社團29家,民非84家),同比增加11%,其中新登記成立社會團體3家(工商服務團體2家,老年人協會1家),民辦非企業單位8家(民辦幼兒園2家、培訓機構6家)。在組成結構中,經營性的教育培訓類組織在總量中比重達74%。
分析這一組數據,不難發現在數量增長之下的公益慈善類組織所佔比重偏低的隱憂。不僅如此,這些類型的社會組織普遍存在自身能力不足,造血功能不強的問題,需要政府的進一步培育、扶持和監管。
探索社會組織資金來源多元化
作爲光明新區社會建設局基層建設科的負責人,謝紅城正在參與籌備新區社會組織孵化基地的建設事項。千頭萬緒,用他的話來說考慮得最多的還是“怎麼讓社會組織生存下來?”
記者瞭解到,相對來說比較容易發展的是工青婦等樞紐型社會組織。這一類型的社會組織猶如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溝通的橋樑,也可以是公益慈善供需雙方的紐帶,能帶動一大批社會組織共同發展。行業協會由於背後的企業力量,和有相關政府部門業務指導的支持而生存空間比較寬鬆。
謝紅城告訴記者,一些本身經濟實力雄厚的企業家,有強烈的參與意願,做公益慈善不存在生存的壓力,“對於這部分社會組織來說,需要探索的是開放基金會的機制。但是對不少草根氣質比較明顯社會組織來說,如果缺乏政府的扶持,資金、場地等問題將成爲發展的攔路虎。”
對於生存之難,光明新區壹家親總幹事許禮鵬有深刻的感知。在拿到政府的社會服務中心項目之前,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裏,許禮鵬扮演的是東奔西走找項目的業務員角色,而無暇思考機構的長遠發展問題,甚至機構一度爲了節約成本而流失不少社工。壹家親的發展瓶頸,映射的恰恰是不少社工機構發展過程中經歷的現實困境。
事實上,公益基金也不是每個社會組織都能從中分得一杯羹。一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一些大企業諸如騰訊等設有公益基金,但是基本上都會根據自己的相關產業領域有重點地投放,而且如果社會組織想從中拿到資金,必須要有比較強的策劃和信息整合能力。
“社會組織拿到一筆公益資金扶持的時候,比如10萬元,一般提供方會要求將這10萬元都投入到服務中。但是在此過程中會產生行政開銷的成本,如果其中的公益人士沒有任何收入,可能拿到項目也沒有錢去做。對於這種情況,政府是否可以配套補齊?”該名人士提出自己的想法。
據瞭解,在西方國外非盈利組織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民間捐贈、服務收費、政府補貼、外國援助等四個渠道,社會組織如果把政府的資助作爲唯一資金來源,不利於自身發展。而正因爲收入來源多樣化,也才能夠保持主體意識。
雖然不少受訪者表示實行資金來源多元化在光明新區尚比較困難,但也認爲“這是一個大的方向。”許禮鵬告訴記者,壹家親從剛開始就拜訪了新區不少知名企業,並嘗試勸說企業以會員形式聯合購買服務,社工在不同企業中流轉以降低成本,但收效甚微,“這需要藉助政府的力量,來爲社會組織機構、企業搭建一個‘資源融合’平臺,以整合其他公益組織開展活動”。
社區社會組織培育成爲突破口
“‘環保之家’成立後,我們更多的是要發掘社區的力量。”文啓堅不斷堅強調作爲社會組織沉降到社區的重要性。“社區是社會的細胞單元,社會組織要善於在社區中尋找到突破口。”
許禮鵬則意識到了更多民間力量的涌動。在翠湖社區,他被一羣經常開展活動的老年人給吸引住了,“他們吹拉彈唱,帶動了整個社區文化的活躍。在光明新區,你經常能看到不少類似的場景,這對於營造社區的幸福氛圍來說是很有幫助的。我們可能往往注重公益慈善類的社會組織培養,而恰恰忽略了這一塊。”
但許禮鵬同時指出,這種草根組織也有自身的先天不足,“它的生存發展,往往依賴的是其中某個精神領袖,如果一旦出現人員上的變動,可能使整個隊伍陷入不穩定狀態。而且這些草根組織內部缺乏自我覺醒的意識,需要政府有意識地催化培育。”
這些社會建設中的活躍份子,也常常因缺乏資源、組織鬆散,導致發展受限。長圳社區粵劇曲藝社的曾美興告訴記者,該曲藝社除了日常的活動外,也會參加每年該社區舉辦的兩次大型社區文化活動。“置辦服裝、道具等都需要資金。”他坦言,如果不是社區領導重視,劃撥了一部分資金給曲藝社,隊伍可能難以維持到今天。現在,該曲藝社正在準備由草根組織向“正規軍”邁進,“也許我們規範化發展後,能夠通過獲得政府採購而拓寬資金來源渠道”。
“從其他地方的經驗來看,和諧融洽、文化氛圍濃厚的社區往往都活躍着不少社區社會組織。”一名觀察人士指出,社會管理的基石在基層,要把重點放在社區,將工作做到基層。他表示,對於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要着重於通過規範化運作,向轄區發展前景好、服務潛力大的社會組織輸送智力型人才,爲缺乏“主心骨”的社會組織引進“領頭人”,“社會公共服務要形成層級格局,通過專業社會組織引領,未來再培育和引入更多社區社會組織,才能將服務由面及點,惠及更多社區居民。”
在具體措施上,該觀察人士表示可以藉助現在光明新區各社區服務中心已經全面鋪開的平臺,發動和培育出更多的社區社會組織,在數量和種類上實現突破,並通過轉移政府職能的形式,讓社區社會組織能獲得更多的生存能量。
孵化社會組織重“量”更要重“質”
-記者手記
從鬆散到組織化,從草根到在民政部門成功註冊,從找不到方向到胸有成竹,這是不少先行的社會組織的經歷,而對於更多還處於萌芽狀態的草根組織來說,如果給它們一個家,無疑能加速這一“進化”過程。
在社會組織孵化基地建設上,各地有不少經驗可循,如東莞市引入專業團隊,通過“基地內孵化”和“基地外孵化”相結合,吸納了30多家社會組織在孵化基地孵化。去年該市還投入1000萬元引導社會組織開展公益創投活動,面向社會廣泛徵集公益服務項目創意,並在以競投方式確定實施項目後,對相應社會組織給予資金支持和能力輔導,有效提升了社會組織的能力。
對此,筆者也認爲政府要“孵化”社會組織,但不能讓社會組織成爲“溫室中的花朵”。相對於數量的發展,更應注重的是社會組織能力的培育,實現有質量的生存。這就需要通過規範運行機制、健全管理體制、注重作用發揮,推進入駐社會組織的培育與發展,形成“政府積極支持、民間力量興辦、專業團隊管理、公益組織受益”的模式,實現入駐社會組織經孵化後步入良性發展態勢。
在具體路徑上,要培育當前社會發展急需的新型社會組織,政府應在全面梳理各項職能的基礎上進行,其關鍵在於政府制定合理規劃,界定好採購內容、評估指標、購買形式等,尤其是面向社區生活的公共服務領域,包括公共交通、文化教育、心理輔導等,應該大力採購,在一些體現公權力的領域,則要慎重。
南方日報記者柳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