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色記

　　□朱麟欽

　　短信投票拯救了電視節目收視率

　　自2004年湖南衛視“超級女聲”起，同類型的大衆歌手選秀比賽在以電視媒體爲主要陣地的公共空間裏展開了激烈的收視率戰。即使是在較爲落後的村落，也有這麼幾臺可供全村人收看新聞聯播和娛樂節目的彩色電視。在這樣的背景下，似乎選秀節目的娛樂意義被無限擴大化和平民化了，無論是白領或是平民都不可選擇地面對着“同一屏幕”。

　　在某種程度上，選秀節目是網絡衝擊電視境遇下的一劑解藥。傳統電視節目總是單向傳輸符號信息的，諸如新聞類和電視劇類節目，觀衆始終處於被動接受的位置，無需思考和反饋任何信息，電視本身也不會對觀衆的反饋做出任何的接收或迴應。但是，選秀節目卻採用一種虛假的手段打破了這一瓶頸：短信投票。

　　通過大拇指的觸碰，電視機前的觀衆和在錄製現場的觀衆一下子“平等”了，我們也獲得了人手一票的權利，評委也不再是決定比賽勝負的唯一根據，觀衆被主動邀請了進來，並被一下激活了。由此，反饋和迴應的渠道通過短信被打通了，觀衆們通過投票數據的不斷攀升感受着“平民明星化”和“平民評委化”的雙重“民主”待遇。更重要的是，節目收視率也被拯救了，我們在觀看超女的過程中一步步接近着此種樣態的“中國夢”。

　　用別人的慘痛緩解自身的憂慮

　　這個夢以流行音樂作爲載體，最大程度上消解了大衆在身份、階級、知識、外貌等方面的差異與不足。這就是“中國好聲音”誘人的地方。以350萬三季的價格購買的中國版《The Voice》，全部亮點都在那四張背對着選手的轉椅上。爲了讓聲音“純粹”，這檔選秀節目別出心裁地讓評委“未見其人，先聞其聲”。但只要我們稍稍再往下看一點，就能發現其“回到事物本身”的假象。

　　當選手演唱完畢，評委紛紛轉身之後，這檔以聲音爲核心的節目開始淪爲一檔以煽情故事爲賣點的商業大片：庾澄慶刻板愚蠢地例行了盤問戶籍的全部工作(詢問選手的姓名、年齡、籍貫與職業等)，學院派式的劉歡總是在那裏故作矜持，用盡量精簡和專業的文字突出自身的姿態和地位，那英作爲評委中唯一的女性則充分展現了感性與煽情的全部特徵(動情時的潸然淚下與激動時的手舞足蹈)，而屌絲範本的楊坤始終沒能走出出賣自身的囹圄(反覆炫耀的32場演唱會)。

　　反觀這些選手，幾乎也是人手一個悲情故事，當他們動情地，甚至是聲淚俱下地講述自己的故事時，電視鏡頭不斷地捕捉着在場流淚的評委和觀衆，以盡力打動在電視機前不在場的每一個人。我們被感動了，我們獲得了安慰。這是多麼變態的一種生活狀態！

　　身處資本和權力牢獄中的每個人必須通過接受別人的慘痛與悲傷來緩解和排遣自身的不滿與憂慮。以我身邊的一位朋友爲例，她是東方衛視《媽媽咪呀》節目的一位忠實粉絲。在一期節目中，一位叫黃中林的阿姨自唱自跳了一段蔡依林的《舞娘》。表演結束後，她的真實年齡(64歲)與其年輕外表的巨大落差令所有觀衆大吃一驚，不僅如此，她還講述了一個十分感人的故事。我的這位朋友一下被她的悲痛經歷戳中了淚點，事後反覆叮囑我一定要到網上去找一找這一期的節目回看。在此，我並非貶斥選手以及他們的人生遭遇，而是當下，我們竟以消費着“自己人”的痛楚來進行心理自慰，我想沒有比這更加殘忍的了！

　　消費節目的同時也被節目消費着

　　有時，我們把選秀節目的意義放得太高，其結果總是會讓人極度失望。無論其在形式上有什麼樣的創新和改變，選秀節目都不可能是一場免費的全民KTV。商業資本運作的背後，有太多我們不能參與和進入的禁區。我們登上舞臺的真正意義是被觀衆消費，沒有消費價值的人就沒有成爲選手的可能性。

　　評委也是如此，他們的所有表現和表達出的風格與話語都必須是受歡迎的(即可消費的)，哪怕是極端化的瘋癲與醜陋。這裏根本沒有夢想中的“民主”，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平民”。

　　作爲觀衆，我們在消費娛樂選秀節目的同時也正在被節目消費着。這是一種雙向的利用。而選秀節目的全部意義在我看來就是對觀衆消費的消費。“中國好聲音”裏四張背向選手的椅子讓我們以(僞)“先知”的身份消費着評委，在他們轉身之前我們通過鏡頭率性獲取了關於選手的全部信息。而當他們轉身並對“現實”作出驚恐狀的表情時，我們則滿心歡喜(好似陰謀得逞)。在這裏，究竟是我們消費了評委，還是評委/節目製作人消費了我們？我想，這已不僅僅是侷限在選秀節目這樣的情境之下了，回到讓·鮑德里亞：“如果說消費社會再也不生產神話了，那是因爲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話。”當下，消費社會有太多的陷阱讓我們被消費並消費自身。

　　我不敢斷言關於選秀節目的未來。但毫無疑問的是，選秀節目刺激與滿足觀衆的“成本”將會越來越高。或許，到了臨近崩潰的邊緣，娛樂會成爲政治的最後一劑強心針。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對這一切有所卜測：“人們感受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笑以及爲什麼不再思考。”

　　(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學生)

　　朱麟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