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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也許這就是俗話說的“欺生”吧。
第一個學校,我是晚了三個月的插班生,比他們瘦,比他們小,還天天有家長接送,顯得很“嬌生慣養”,大家對我的態度,可想而知。
第二個學校呢,雖然不再讓姥爺接送了,但人家都在一起半年多了,已經形成了他們自己的人際圈,冷不丁新來一個不懂事、還清高不理人的傻丫頭,自然成爲衆矢之的。
我的孩子剛上學的時候,我總擔心他在學校裏會被同學欺負,就告訴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這是毛主席的語錄。
用在今天,我感覺好像有點兒不合適,甚至有點兒可怕。
爲什麼我們那個時代的孩子,會是那樣?
我突然想到,或許,就像農村的狗和城裏的狗:城裏的狗,不怎麼叫,見人就搖尾巴,溫順友好;而農村的狗,生來就爲看家護院,所以見人就叫,兇得要死。
我其實是一隻在姥爺的精心保護下長大,從未出過遠門的,城裏的狗,獨自來到村裏,被村裏的一羣看家狗圍着,瞪着,威脅着,嚇得就差尿溼褲子了。
孩子的世界,如同動物的世界,弱肉強食,無比真實。
就這樣,我在鐵四小混到了三年級,幾乎沒有一個朋友。
每天,我踩着鈴聲卡着點兒去上學,放學的鈴一響,拔腿就往家裏跑。學習有一搭無一搭的,那個時候也沒人重視學習,六七十分的成績,家長也不怪罪。
池塘邊的榕樹上,
知了在聲聲地叫着夏天。
操場邊的鞦韆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師的粉筆,
還在拼命唧唧喳喳寫個不停,
等待着下課,
等待着放學,
等待遊戲的童年。
侯德健的這首《童年》,雖然來自臺灣校園,卻唱的好像就是我,就是我童年成長的心情。
漫不經心,晃晃悠悠混日子的我,又開始讓姥爺擔心了。
我讀小學那會兒,國家實行的是“十年義務制教育”:小學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兩年,學費全部由國家負擔。畢業後,大部分學生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鐵路系統只有一個子弟中學,叫鐵中,在很遠很遠的郊區。
真不明白爲什麼要把鐵中建在那麼遠的地方,是爲了照顧住在那邊的職工吧。可是,住在城裏的鐵路子弟怎麼辦?那會兒有自行車的家庭很少,爲了省時間,也爲了少走路,很多男孩子上下學都去扒火車。良順叔叔的腿,就是他上學扒火車,從火車上摔下來,被軋斷的。被軋斷腿和胳膊的,不止良順叔叔一個。
幾乎每天傍晚,良順叔叔都拄着柺杖來我們家聊天,而姥爺看到他,也必然會聯想到我的未來:如果將來去鐵中上學,萬一哪天,跟着同學扒火車,後果不堪設想啊。(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