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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原
依照古典中國“皇權不下縣”的慣例,縣衙的所在成了區分鄉村與城鎮的主要標誌。縣衙門是中華帝國的權力金字塔中最基層的政治機構,對於散居在田野鄉村的百姓來說,縣衙門好像是遠在天邊的皇權延伸到近旁的行政終端。我們把清以前的皇權政治想象成一種出售行政產品的營銷系統,衙門如同一個設在縣城裏的供銷百貨站。今天的家電產品銷售或新華書店也是以縣城爲單位設置銷售終端的,這一點實在與古代中國的政治管理有異曲同工之處。
接下來我們看看什麼是衙門的形象。一般來說,衙門都由一組院落組成,因此它是個有相應規模和建制的建築羣,它又被劃分爲公與私、外與內兩大部分。首先讓我們看看對外爲公的部分。衙門是一個處理公共事務的機關。縣老爺就是一縣之民的“父母”。皇帝賦予衙門的任務主要有兩個:一是徵繳稅賦和處理訴訟,二是興教勸學。這種目標導致了衙門的外院結構。相對講究威嚴的大門之內,受皇帝委派的國家任務——監獄和糧倉——安排在外院的左右兩側。這裏也是書辦和衙役的活動空間,他們在縣官的督導下,具體負責處理城鄉的公共事務。因此,從角色和身份來分析,這個空間格局也是滋生出不同利益訴求的場所:一是要落實皇權事務,這是縣官的職責所在;二是由書辦和衙役代理地方士紳勢力的利益。而兩種利益的份額並不確實。換句話說,皇帝的恩典到了縣老爺身上就到了頭。薪水菲薄的管事小吏必須從當地的複雜利益衝突中謀求福利。這樣的管理架構實在是很容易演化出某種“惡棍政治”的局面,衙役與鄉間惡棍們爲了自身利益常常會盡可能地擠佔皇帝的利益,別說是皇帝,就是連縣官本人恐怕也奈何不了他們巧取豪奪的本領,蓋因縣官坐在“治堂”辦公,而治堂的後面還有一個縣老爺自己的內院在。
分爲兩重的內院裏,人馬也分爲兩撥:一撥是縣官的私人幕僚(協辦公事)和長隨(主要是門衛),處在第一重內院;另一撥是縣官的家眷奴婢,處在第二重內院。幕僚通常是精通行政事務的“職業經理人”,其作用不言自明,而長隨的身份就要隱祕得多了。正如密迪樂所指出的:他們是所有專門賄賂的談判者,也是把官吏的其他非法所得引入他的私囊的渠道。看來,縣官雖然不得不履行皇帝託付的責任,清以後的“考成”制度也對縣官的績效和升遷構成壓力。但是縣官在集各種利益和職責於一身、行政經費又永遠短缺的前提下,不得不使盡渾身解數來謀求平衡,而利益的天平又總是會難以遏制地滑向中飽私囊的一極。這樣,長隨/門衛的作用可就太大了。說到底,衙門的一個“門”字便道出一切,俗話說的“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罵的怕不是縣官,很可能就是那些看門的家犬。正如約翰·R·瓦特所說:門衛能約束衆人,管制衙門人員的活動……對正式和非正式人員的相互影響與公、私業務的相互滲透,能發揮相當大的控制作用。
至此,衙門的空間政治格局已現出端倪。縣老爺坐在內外院中間的治堂,分別處理皇帝和自己的事務,外院的衙役和書辦糾合地方勢力與縣官的行政CEO(師爺)進行利益博弈,而長隨/門衛卻管理着整個衙門的進出權,像“看門狗和暗探”一樣劃分公與私的利益份額。雖然院牆隔離了內外院的聯繫,這是爲了斷絕正式(衙役)和非正式(幕僚)下屬官員之間謀劃私利的機會,但是從衙門院落的整體格局來看,空間上的二元結構仍然受控於一元化的長隨/門衛。在他們的鉗制下,皇帝和官吏會有怎樣的社會聲譽就可想而知了。不過,除卻民衆疾苦和社會聲譽的參數,衙門的利益產出還是頗有效率的。據張仲禮不完全估計,清代知縣的年入爲白銀3萬兩。可以想象,在這個表面森嚴、其實卻明爭暗鬥的院落裏,能在空間中謀到一個位置的人還能少得了拼搶來的份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