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下來，最突出的感受是：來到羣衆中，感到特別踏實，領導幹部應該下去，能夠下去，下去以後大有益處”

　　顛覆領導幹部下基層調研的慣例，從省委大院直接來到農戶家中，住上幾天，身邊圍繞的是羣衆而不是幹部，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思考同喜憂……這是《瞭望》新聞週刊記者連續3年跟隨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駐村調研、開展“三解三促”活動時所深切感受到的變化。

　　近幾年，處在發展高位和矛盾高發交叉點上的東部經濟大省江蘇省，把聯繫羣衆的時代命題放在極端重要的位置。省委、省政府決定從2011年開始，在全省開展領導幹部下基層“三解三促”活動——瞭解民情民意、破解發展難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幹羣關係融洽、促進基層發展穩定、促進機關作風轉變，在原來規定每年下基層調研時間不少於兩個月的基礎上，明確要求其中安排5～7天時間，到村鎮、社區和基層單位進行駐點調研，住下來，紮下去，與基層羣衆同吃同住同勞動。爲了推動這項活動在面上開展，省委書記、省長帶頭駐村，開展調研，提供樣本。

　　省委書記“當農民”

　　一般而言，一個村莊能夠與省級領導幹部結上緣，是不大容易的，因爲通常調研不是到園區就是到城區，即便到村裏，也是匆匆而過。而這3年中，泰州姜堰區沈高鎮沈高村、宿遷泗洪縣上塘鎮墊湖村、揚州高郵市八橋鎮金港村的農民，不僅能夠與省委書記羅志軍面對面聊家常，而且還成爲“鄰居”。

　　省委書記到村裏當起了“農民”，讓這裏的鄉親們既意外又欣喜。

　　羅志軍坦言，在省裏工作，公務纏身是常態，到村裏住上幾天，如不下決心是很難成行的，現在回頭看，這樣的決心下得值，村裏是個大課堂，每次駐村蹲點都是受益匪淺。

　　基層如何“下”？觀察羅志軍這三次駐村調查，他徹底做到了不搞層層陪同、逐級彙報，而是帶上兩三位隨員，走村入戶，由村幹部帶路，連當地鄉鎮幹部都不讓靠近，市、縣委書記只是在駐村結束時的座談會上才能夠碰面。

　　有這麼一個細節，在第一年駐村調研時，當地負責人因爲心裏覺得實在過意不去，執意要見省委書記一面，而羅志軍堅決地說，如果市委書記前來看望，他就中斷駐村，選擇別的地方，結果市委書記只好作罷。

　　領導幹部身邊圍着什麼樣的人，事關作風和決策。“不像個大幹部”，這是羅志軍第一年駐村時，村民們脫口而出的直觀印象。羅志軍說，這句話在我聽來既很欣慰，又有不安。“反思平時我們領導幹部下基層調研，每到一地層層陪同，領導幹部被包圍着，人雖然到了基層，但並沒有真正走進羣衆、融入羣衆，就像‘葫蘆掉到井裏，看似沉下去了，其實還浮在水上’。這幾次我是下了決心，要破一破那些個‘慣例’。”

　　實踐證明，只要下決心，再難的“慣例”也能破。無論是剛剛結束的金港村駐點調研，還是前兩次，村裏來的“不速之客”不僅破了慣例，還立了新規——不走過場，不搞形式。正是因爲去除了所有官樣形式，彼此的心就能迅速靠近，感情融合也就像農村的清新空氣那樣自然。

　　駐村調研的幾天間，調研者住農民家、吃農家飯，走訪數十戶農戶，看望村裏部分老黨員，召開數個座談會，參加農業生產勞動，還到鎮信訪室接待信訪羣衆。羅志軍說，回頭想想，每次駐點都是當了一回村民，走了一圈親戚，解剖了一個村子，結下了一段不解之緣。

　　找準民情“基點”方能有決策“高點”

　　機關離基層較遠，因而在做決策時，不同程度地面臨着因情況不明、信息不全、調研不實而出現的偏差風險。江蘇在“三解三促”活動中，非常強調“點”上調研對“面”上決策的作用。省委書記羅志軍的三次駐村調研都是帶着省委一個階段的重點工作或即將召開的重要會議的議題而來的。

　　最近的金港村調研，正值省委決定召開蘇中工作會前夕。蘇中是在蘇南和蘇北之間的一個地理概念，包括揚州、泰州和南通三個地級市，這個區域與蘇南隔着長江，但發展卻有較大的差距。蘇中發展還存在哪些突出問題，如何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農業現代化在這個區域怎麼搞，如何統籌好土地流傳與城鎮化、農民集中居住的關係，等等。帶着這些課題，微觀調查就有了明確方向。

　　金港村地處易發生洪澇的裏下河地區，全村有3110人，年人均純收入12500元。據村支書顏金鬆介紹，全村集體收入23萬元，負債90萬元，屬於典型的經濟薄弱村。關於村裏的負債問題，羅志軍在調研中發現了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原因，即實事工程導致村集體負債累累。這個村在2007年時最高負債近300萬元，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省、市、縣每年都要搞實事工程，都需要配套資金，村裏爲了爭取到上面的部分資金，就要舉債籌措配套資金，如此往復債務就越滾越大。羅志軍說，如果不是這次蹲點調研，還不掌握這個情況，他當即表示，以後一些實事工程上面要一竿子插到底，不能再層層配套加碼。

　　在三次駐村調研中，同一個問題被反覆提起，即未來誰種地？三個村的人口規模都在3000多人，都屬於經濟薄弱的農業村和外出務工人員輸出大村，駐村期間接觸到的村民多數在50歲以上，年輕人都在外面打工。這個局面意味着什麼？在本次金港村的調研中，一位種糧大戶給出了答案，他說，現在農村土地流轉正在從“要我流轉”向“我要流轉”轉變，大戶規模種植，農民當工人就近勞動，土地流轉收益保基本。而在去年的駐村調研中，曾被譽爲“江蘇土地改革第一村”的墊湖村正經歷從過去的分土地向統分結合轉變，全村1.1萬畝耕地中，已流轉6000畝。在反覆比較和討論中，羅志軍認爲，大戶、農業能手、家庭農場等將逐漸成爲種地的主體，這個趨勢正在形成，各種政策應該引導、助推這個趨勢的到來，但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願。

　　薄弱村的一個共性問題是，集體經濟來源少，據測算，一個3000人口的行政村一年的公共支出需要45萬元，而調研的三個村都沒有達到這個水平。因此，如何壯大集體收入，成爲每次駐村調研的核心議題之一。“無工不富，但又不能走村村冒煙的老路”。在金港村，羅志軍想起了他曾在其他地方調研時聽到的辦法，即縣裏集中開闢一個工業園區，給經濟薄弱村蓋好標準廠房，招商引資帶來的財稅收入歸村裏所有，以此來帶動薄弱村收入增長。他把這個辦法介紹給高郵市和金港村，請它們試一試。

　　羅志軍說，我三次駐村調研，主要採取的是“兩先兩再”的方法，就是先紮下去瞭解實情，再提起來梳理問題，先聚焦於點上獲得更多的感性認識，再擴展到面上尋求一般的規律。這樣，決策的立足點才更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