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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從左到右依次爲《媳婦的美好時代》、《功夫熊貓》、《精武門》的劇照。
無論是“走出去”獲得成功的《舌尖上的中國》、《媳婦的美好時代》,還是“走進來”成績不俗的《功夫熊貓》,其實都是將創作的目光投向普通羣衆,投向身邊的生活。這樣的作品不僅能“走出去”,而且能“走進去”,在觀衆中產生真正的影響。
在2012年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上,我國電視劇留下了兩個可喜的足跡。一是電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走得精彩,以至於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營銷總監程春麗欣喜介紹道,“《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個月就賣到15萬美金,全年超過200萬美金;不但成功打入澳大利亞主流媒體、非洲黃金時間,而且賣到臺灣、馬來西亞的價格也可媲美英國廣播公司與探索頻道的節目”。另一個是電視劇《媳婦的美好時代》走進非洲備受歡迎,習近平總書記訪問坦桑尼亞提到該劇時,全場都是熱烈的掌聲。
“走下去”的努力,應在“走出去”的功利之前
前此,並非沒有“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但這兩部作品的成功堪稱突破。箇中原因有二:其一,紀錄片不再單純以素材的形態走出國門,電視劇也不再僅以古裝形式向外國觀衆講述中國故事。其二,兩部作品都具有鮮明的當代性,實現了中國形象、中國故事與世界口味的即時對接,作品在本土生產的年代和作品被外域引進的年代的時間落差被縮減到最小。
這兩部作品之所以走得好,根本原因在於它們把“走下去”的努力,放在了“走出去”的功利之前。所謂“走下去”,是指這兩部作品在創作的時候,真正把身子沉到了生活當中,沉到了老百姓當中,而非凌空蹈虛。也正因此,這兩部作品都獲得了可以真正“走出去”的能量。
《舌尖上的中國》首先贏得的是中國民衆的喜愛,這種喜愛,源於片中所涉及的食材、口味、廚房、食客、食物採集人和製作者,都不在亭臺閣榭之內,而在廣闊天地、閭里街巷之中。大中國是從小地、小吃、小人物中透射出來的,因而它沒有壯闊的航拍鏡頭、沒有大仰角的凌雲鏡像,全片都採用了一如常人的視角;因而它的解說用語更接近日常,無論是中國觀衆還是外國觀衆,聽起來都不會感覺像是老師在訓話或者灌輸。如果說“走出去”是一種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對話方式,那麼我們力圖“走出去”的作品,就應該切記“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的箴言。《舌尖上的中國》採用的是低姿態敘事,它走進了生活、走進了民間,也因此走出了國門。
《媳婦的美好時代》首先贏得的也是中國觀衆的喜愛,這種喜愛,源於劇中所講的故事圍繞着當代家庭來展開,即便是弄不清國際關係、地緣政治關係、文明衝突的觀衆,也都有切身的夫妻關係、婆媳關係、朋友關係、鄰里關係要面對;即便是分不清皇帝家譜、朝代前後的觀衆,也對一家子的血緣、姻親關係滾瓜爛熟。雖然各國的歷史不同、政治體系有異,但各國居家過日子的倫理價值觀是大同小異的。如果說“走出去”是爲了求得理解,那我們力圖“走出去”的作品就應該把隔膜消解於理解之中。明白曉暢,是國際通用的大衆化敘事策略。
在終極意義上說,我們的“走出去”是以走進域外大衆的心中爲目標的,而不僅僅是應對域外的官員們。中國形象在域外的傳播,必須在域外具有深厚的羣衆基礎。我們的影視作品“走出去”的成績如何,是被這些作品在域外播出的收視率決定的,而決定其收視率高低的是拿着遙控器的普通觀衆。不能否認,在我們極力想通過“走出去”傳播我們悠久的歷史、當代巨大工程的成就時,外國觀衆則更願意看當前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是怎麼過的。也許,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會更有意義。
目光投向民衆與生活,作品才能贏得鮮花與尊敬
在“走出去”戰略提出之前,已經有“走出去”且走得很遠、很紮實的先行者。其中,最爲域外觀衆喜聞樂見的無疑是李小龍和成龍的功夫電影。李小龍、成龍之所以受到大洋彼岸觀衆的歡迎,當然與他們身手不凡的武功有關,但絕不僅限於他們的拳腳技能。他們受歡迎之處更在於,他們沒有憑依中華武術的魅力在銀幕上演繹連篇累牘的古代恩仇,而是緊密地結合着現實中普通人反抗黑社會的暴虐來講故事。看李小龍的《唐山大兄》和成龍的《紅番區》,我們可看見這些作品深切關注着華僑在國外的境遇。李小龍的《精武門》則講述了爲師報仇、痛擊外辱的經典故事。這些作品在創作時既有對國際市場的考量,又有“走出去”的企盼,但並沒有對洋人的仰視與對西方文明的膜拜,反而大多講的是中國人痛打外國人的故事,不過外國觀衆也很愛看。他們的成功說明,不仰人鼻息、不投其所好,“走出去”的路照樣寬廣。他們的作品受到海內外觀衆的喜愛,還在於李小龍、成龍演繹的角色都不是縉紳顯貴,而是平凡百姓,有着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和美好理想。貼近了自己的同胞、貼近了他們的生活,這恰是他們贏得國際認同的重要經驗。
或許“走進來”的文化案例,更有助於我們理解“走出去”的文化策略。不必諱言,阿寶這隻美國製造的走進了中國、走向了世界的卡通“熊貓”,對解釋中國文化和傳播中國形象所起到的作用,讓中國人自己都感到汗顏。而這隻擬人化的熊貓,其形象起點是一個麪館學徒,而不是超凡入聖的大俠。塑造平民英雄,講述凡俗的夢想、奮鬥和成功,這是百多年來好萊塢電影最執著的創作原則。因爲它的創作者們深切地知道,影片的成功來自於能有多少凡夫俗子走進影院,而不是被贈票和組織觀看的少數人,面對國內市場是如此,面對國際市場更是如此。如此來看,我們的“走出去”戰略是不是也不能專注於只把自家“門面”人物和“門面”故事介紹到域外的“門面”場所中的“門面”觀衆中去,而需要把中國故事中主人公的根基向下扎一紮,把期待視野中的域外接受羣體的根基向下夯一夯?
“宮殿裏的思想是一回事,公共廣場裏的思想是另一回事”。面向新的世界格局、傳播環境和文化態勢,我們應該從影響域外公共廣場對中國形象體認的角度,來考量“走出去”的策略變化。“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賢的這一判斷,對我們思考如何更好地“走出去”頗具啓發價值。強力的推銷,有時不如默默的耕耘,急功近利地要出去,不如紮紮實實地走下去。就歷史和國際來看,在本土票房上慘淡,卻在國際票房上大有斬獲的電影是特例,而先有本土口碑,後取域外關注則是通例。要走進域外大衆視野、心中,必要先贏得同胞的讚賞,要贏得同胞的讚賞,必要先走進他們的生活。
《舌尖上的中國》、《媳婦的美好時代》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啓示——以人民爲中心的創作導向,不僅僅能贏得本國觀衆的讚賞,而且也可以得到世界人民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