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長談論任曉雯的小說，不能不提她的文學觀。

　　任曉雯寫過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文學消亡？我的立場》。據她在微博上說，原本打算用作《陽臺上》一書的序言，後因故未成，大概是被編輯割了。文章倒是不錯，較爲系統闡述了她的文學觀念。談到何謂文學精神時，任曉雯打了個比方，說文學就像河流，雖說時間天氣不同，呈現的面貌不同，但卻蘊含某種不變，任時光流轉，歲月更替，依舊在那裏流動，空間不變，方向不變。這恆定不變之物在文學裏，就是文學精神，其表象之一就是真實性。

　　文學的真實性，先是講獨立，獨立地體察世界，感悟各色人羣。再講客觀，發生了什麼，風往哪裏吹，人往哪裏走，季節如何變換，人情怎麼世故，不虛誇，不藏匿，老老實實地呈現。如何建構文學的真實性，任曉雯認爲可以藉助記憶，體驗、感悟、表現和洞察乃至想象力都是記憶的衍生，是組成文學真實性的必要元素。

　　我贊同她關於文學精神在於真實的說法，就像題材並不能決定小說價值之高低，寫政治的未必就給文學加分，不寫政治的也未必就減分。文學不是工具，通俗地說，文學不是吹鼓手，也不是打手。無論是誰，在文學世界裏，都是一個個人，不過人性的複雜程度不同而已。以此作爲觀照系，解讀任曉雯的小說就變得相當有趣。我們需要做的便是對比，看看任曉雯是否真按她自己說的那樣做，用記憶去客觀呈現一個真實世界。如果做到了，則算知行合一，要是偏了，也說明小說家的一家之言也當不得真。

　　先說代表作《陽臺上》這篇，微博上好評很多，說她的文字極好，乾淨簡練。任曉雯寫的是拆遷，但沒有轟隆隆的拆遷戰鬥，也沒有各種抗拆手段，甚至連對抗都顯得鬆弛，算是別樣的拆遷敘事。張英雄的父親因爲拆遷被氣死，窮困潦倒的小人物張英雄便伺機尋仇拆遷負責人。在踩點的過程中，他窺見了拆遷頭被人欺負的白癡女兒，心生憐惜，都是可憐人，復仇之心也就淡了。

　　這篇小說意境的開闊就在於，沒有就拆遷和反拆遷大做文章，而是穿過生活中拆遷慘案的暗影，來寫拆遷背後的人物。一則展現了作者的獨立態度，寫拆遷題材，但不困於寫拆遷事件，沒有受意識形態和道德審判的影響來批判拆遷負責人。二則任曉雯客觀地寫了底層小人物的無奈生活，張英雄沒學歷，沒本事，沒地位，寄宿親戚家，做着低微的工作，爲人也懦弱。我以爲是任曉雯匠心獨運，拆遷之痛的根本是什麼？是拆遷頭兒？是開發商？還是別的什麼？論展現拆遷案件本身，激發讀者的同情，文學不及新聞報道來得直接。唯有追蹤人心，文學纔可能有力量。我以爲這纔是文學的真實性。

　　在《冬天裏》裏，浸潤着同樣的小說觀念。人到中年的張大民活得很尷尬，下崗的妻子去做美容，她內心深處對生活的熱情被喚起。相反，張大民以愛情的名義，守着已經風乾的感情，卑微而又尷尬地活着，貧窮，失意，一樣不缺，對他老婆的選擇有着牴觸，卻又無可奈何。在我看來，小說的價值恰恰在於這個中年男人形象，他的自尊，自我安慰，他對生活的妥協，用對女人的干涉來維持可憐的自尊。他老婆的選擇不是重點，物質也不是核心，一個失意的內心弱小的中年男人才是重點。當他走進發廊，對小姐講述生活哲學時，纔是真的悲切。

　　這兩篇代表作品說明了，任曉雯是在按照她的文學觀念進行創作。小說重心都被她作了大挪移，政治性被藏匿，文學性得以延展，足見她處理小說時的謹慎和智慧。獨立的態度，好說不好做，容易走樣，一不冷靜便會滑入情緒泥潭。比如寫拆遷，現實裏多是激烈相鬥，任曉雯的處理角度看似別出心裁，實則是她的文學觀使然。兩篇小說都寫出了不一樣的人，這便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