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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澳大利亞,中美之間的平衡者?
在經濟上搭乘“中國龍”的順風車,但是在安全防務上又依賴於“美國鷹”,這種模式不僅爲澳大利亞採納,也是不少東南亞國家的策略。
5月3日,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出爐,與2009年首份國防部白皮書不同的是,澳大利亞不將中國視爲戰略威脅,而是歡迎中國的崛起。
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表示,隨着全球經濟與戰略形勢的改變,澳大利亞的國防形勢與2009年發生了巨大變化,是和美國確立長期同盟關係還是和中國深化的雙邊關係,澳大利亞不必再進行選擇。換言之,澳大利亞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而是希望扮演平衡者與協調者的角色。
吉拉德認爲中國不再是一個威脅,對澳大利亞而言,和平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環境以及最大限度合作的中美關係,蘊藏着巨大的利益。中澳關係在最近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不少媒體將澳大利亞的國防白皮書視爲討好中國之舉,根本原因在於澳大利亞政府採取了一種更加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審慎地遊離於中美之間,左右逢源要比一邊倒更能夠獲得國家利益。對於澳大利亞的“示好”,中國外交部表示歡迎。
2009年澳大利亞的國防白皮書讓中國大爲不滿,過分倒向美國的政策,使澳大利亞扮演了中美對峙的“前沿”,此後鋼企的間諜事件給中澳關係蒙上了陰影。
但是,中澳經貿關係卻持續增長,中國成爲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場。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的經濟備受打擊,澳大利亞卻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擴大了從澳大利亞進口的規模。澳大利亞的經濟景氣週期,與中國經濟週期緊密相連,中國經濟刺激計劃讓澳大利亞資源型企業獲益良多,不同程度地擴大了產能,而2013年必和必拓預期中國經濟增長將會放緩而減少了投資與產能,中澳經貿關係以及中國經濟增長與澳大利亞的經濟生活緊密相連,澳大利亞每年從中國獲得貿易順差達330億美元。
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加深,使中澳關係獲得了“壓艙石”,也爲中澳關係的改善與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經濟上搭乘“中國龍”的順風車,但是在安全防務上又依賴於“美國鷹”,這種模式不僅爲澳大利亞採納,也是不少東南亞國家的策略。2011年吉拉德與奧巴馬的親密“擁抱”,更是彰顯了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兩面性”,不僅強化美澳軍事關係,而且還爲美軍提供軍事駐地。很明顯,澳大利亞刺激到了中國的神經,雙方關係一度較爲冷淡,2012年博鰲亞洲論壇,澳大利亞代表團的規格也非常之低。
這種冷淡的局面在2013年4月被打破了,吉拉德率領高規格的政府與企業代表團訪問中國,並參加了博鰲亞洲論壇。中澳簽署了澳元與人民幣直接兌換的決議,並在4月10開始啓動,澳元成爲繼美元、日元之後,第三種與人民直接兌換的貨幣。此外,吉拉德希望儘早舉行中美澳三邊軍事演習,這一建議早在2011年的東盟峯會期間印尼總統蘇西洛就提出過,但未被吉拉德接受。
吉拉德在4月的訪華之行,透露出澳大利亞政府對華政策已經發生微調,而5月份出爐的國防白皮書,更加印證了這一點。國防白皮書中認爲,中國和美國是該地區和全球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因此,審慎有智慧的政治家會選擇一種中庸之道,在兩個大國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從地理位置而言,澳大利亞遠離歐亞大陸,似乎可以保持一種“邊緣”的地位,但是在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略調整中,澳大利亞的地緣戰略價值得以凸顯。在美國從第一島鏈向第二島鏈轉移的過程中,澳大利亞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而對日漸發展的中國而言,澳大利亞豐富的自然資源爲中國所需,中國海軍的發展也使澳大利亞不再“遙遠”。
中國海權的發展與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使澳大利亞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爲西太平洋一線的關鍵節點。澳大利亞作爲一個“兩洋”國家,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樞紐。中國外交與戰略的一個焦點就是印度洋沿岸,因此,隨着時間的推移,友好而穩定的中澳關係對中國的意義非同一般。若中美澳三國軍演及其防務合作能夠開展,對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穩定與和平將有重要的作用。對於互動頻繁綿密的大國關係而言,多邊安全體系的構建尤爲重要。中美澳三邊關係的互動能否在太平洋上形成“穩定三角”關係,關鍵在於澳大利亞重新審視與界定中澳、美澳關係。
在中美澳“戰略三角”中,美澳關係緊密而中澳關係相對疏遠。2011年的調查數據顯示,50%的澳大利亞人認爲應該與其他國家阻止中國崛起的影響。雙邊信任度的“赤字”是中澳關係發展的潛在障礙,如何推進彼此民衆的相互信任是重中之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希望澳大利亞繼續積極看待中國的發展和戰略意圖,同樣,中國也需要向澳大利亞說明自己的外交戰略及其政策,以坦誠換真誠。
面對大國崛起,鄰國可以採取“制衡”或“搭便車”的政策,而澳大利亞似乎更喜歡搭便車。中國需要在周邊有更多的朋友,如此,美國主導的輪轂結構就會爲點對點結構所瓦解,中國將會獲得更大的戰略空間。(孫興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