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我”：生活經歷和治學道路

　　不爲名利所動，以超脫的心態從事研究，所以學界認爲他——

　　七十歲後，文章越寫越好

　　記者(以下簡稱“記”)：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徵。人的不同，與他所生活的時代背景有一定的關係。您能不能先和我們說說自己的“成長記”，也許我們可以更好地瞭解以您爲代表的一代學者，他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

　　王元驤(以下簡稱“王”)：我1934年10月出生於浙江玉環縣楚門鎮，母親是楚門人，父親是永康人，他先是在楚門，後來又是在臨海的一家商行做“內賬”。

　　抗戰期間，交通中斷，加上祖母去世了，我出生之後父親就沒有帶我去過永康，我對永康毫無印象，所以我一直認爲自己是玉環人。不過我在楚門也只生活了12年，現在似乎又談不上是玉環人了。

　　抗戰期間由於楚門地處沿海，常受日寇騷擾，母親帶我和妹妹到鄉下外婆家避難。那裏沒有小學，學業全荒廢了，於是父親就帶我到他工作的所在地臨海去讀小學。我在他身邊生活了兩年半，他對我的學習和生活幾乎全不關心，我根本沒有學習的習慣，放學後就在街頭閒逛或到江邊的江輪上玩耍。只要我回來吃飯、睡覺，父親是絕不會注意到我的存在的。他知道沒有能力讓我深造，對我也不寄予什麼期望，常對人說“讀到初中畢業，將來能‘自混身’就好了”。

　　1948年夏在臨海讀完小學後回到楚門，當時新成立的玉環縣立初級中學正在招生，我在一無準備的情況下糊里糊塗地前去報考，總算以倒數第二名的成績被錄取了。由於家裏經濟條件的限制和個人志趣的驅使，初中畢業後我就與全班絕大部分同學一起到溫州去讀師範，因爲師範生費用是國家全包的。

　　1954年夏，普師畢業，爲適應教育事業大發展的需要，國家推薦一批普師畢業生對口報考高等師範院校，我被浙江師範學院中文系錄取。我纔有可能進入大學之門。所以我非常感謝國家的培養，報效祖國是我學習的動力，這在我們同學中是較普遍的。1958年畢業留校工作，迄今剛好是55年。

　　記： 55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了。那麼您後來是如何對文學理論，以及文藝學美學研究產生興趣的？

　　王：浙江師範學院是1952年院系調整時由浙大文學院、理學院的一部分以及之江大學等單位組成的，師資力量較強。但是在解放前不論浙大還是之大中文系所授的主要是“國學”方向的內容，優勢在“三古”(古代文學、漢語史、文獻學)，像“文學理論”等課都是解放後新設的，當時任教的只有一位從古代文學改行過來的講師，於是領導就分配我從事文學理論教學。

　　由於沒有家底，這專業在中文系被某些教師看不起。但是我生性好強，從不服輸，若是人家說我好，我總感到離目標很遠，好不到哪裏去；若是人家說我不好，我就想，那我做出點成績來給你看看。

　　在這種性格驅使下，1963年我就結合教學中所遇到的學生疑問最多的文學典型問題，寫了一篇論文在權威刊物《文學評論》1964年第4期發表了。當時中文系除了夏承燾先生之外，還沒有人在這一刊物上發表過論文，所以在中文系頗引起一些轟動。《文學評論》給我寄來了相當於我半年工資的316元稿費。

　　這一切後來被中文系總支領導知道了，認爲我“名利思想”嚴重，是“白專道路”的典型。據說還準備公開批判我。我當時年少氣盛，把已經寄到《文藝報》和《文藝月報》的兩篇文章都要了回來，決定以後不再寫作了。

　　這樣一晃就過了15年，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才恢復研究工作。我在恢復研究後投寄給《文學評論》的第一篇文章於1980年3期以頭版頭條位置刊出，這增加了我的自信。迄今，我寫了200多萬字的論著。不過，我認爲我的學術成熟期和高峯期還是在近十年，其標誌是2003~2005年《文學評論》連續三年以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發了我的論文。學界也普遍認爲我“這些年來的文章越寫越好”，被認爲是“獨特的七十後現象”。

　　我之所以在學術研究領域能堅持下來，並取得一定的成果，除了對學術本身的興趣以及感恩意識和使命意識的驅使之外，也與我不爲名利所動，能以自由超脫的心態來從事研究有關。我當過四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評委，後來兩屆還是副組長，但我個人沒有單獨申報過課題資助，一方面我覺得考慮問題應該先人後己；另一方面也爲了減少壓力，因爲只有以完全自由的心態去從事研究才能出好成果。即使出不了好結果，我也不會虧欠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