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2年至2005年,當時身爲華爾街日報記者的張彤禾在廣東採訪了衆多打工妹,寫成了《打工女孩——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動中國》。作者關注中國工廠,關注中國新一代打工者的聲音,關注中國城市化進程。作者在書中提到了打工女孩的某些共性,比如出生在農村,沒念過什麼書,在工廠裏很容易迷失自我。
□嚴傑夫
“高聳的銀行總部外牆貼了反光玻璃,一旁是賣摩托車零件和塑料管的街頭鋪子和牙科診所。馬路有十個車道那麼寬,市內街道像高速公路一樣。農民工走在路肩上,帶着行李箱或鋪蓋卷,公交車和卡車從身後急速駛去。到處都是打樁的工地,電鑽噝噝作響,摩托車呼嘯而過,塵土飛揚,街邊上的噪音震耳欲聾。道路寬闊平整,卻沒有紅綠燈和斑馬線。這座城市是爲機器造的,而不是爲了人”。
張彤禾在《打工女孩》第二章中的開頭,用白描的手法呈現了那座她眼中的東莞。靠着這種近似於旁觀的視角和敘述,張彤禾在《打工女孩》中還原了一座城市——東莞,和一羣人——農民工。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說,東莞和生活在那裏的農民工,恐怕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代表着中國當下發生的,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社羣遷徙,數以億計的農民背井離鄉來到城市,尋找他們的夢想生活。而在東莞,這種“中國夢”更是被髮揮到了極致,此間的一切彷彿都是在圍繞着這個夢上演。於是,我們看到,東莞這座城市運作的中心,是坐落在此的各類大小不一、性質各異的製造工廠,而維繫這個工業化系統運作的則是那些來自全國各地農村的農民工。
對於《打工女孩》來說,張彤禾既是一個觀察者和書寫者,本身也同那些女孩一樣是其中的一個角色。她同樣是從遠方遷徙到東莞來的“外鄉人”中的一員,並與那些姑娘一起完成着這段“25年來都持續的歷史上規模最大遷徙”。張彤禾筆下的那些打工女孩,從農村跑到城市打工,與自己的老闆博弈,參加成功學的培訓,去學習英語,可以說都是爲了擺脫貧窮的家庭,爲了改變自己的人生。在這個方面,農民工與一切努力尋求改變的中國人並無不同。在張彤禾看來,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起碼讓我們知道,“在中國有多少人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尋求改變”。
於是,張彤禾爲農民工主題的寫作尋找到了一個新的維度:將農民工的變動放到中國歷史上的那些大遷徙中一同考察。這樣特別的視野,將《打工女孩》與以前所有的農民工題材的作品都區分了開來。張彤禾沒有侷限在對中國農民工生存環境的廉價同情中,在她的筆下,這些來自農村的女孩儘管確實有着迷惘、遭遇過巨大的挫折,但她們與那些歷史上經歷過遷徙的先輩們一樣勇敢、努力、富有智慧。與張彤禾的讚美相對應的事實是,較早來到東莞的打工者中,已經有許多人慢慢獲得了成功。我的一位在東莞生活多年的同學介紹,已經有很多打工者慢慢變成了小老闆,就如同《打工女孩》中提到的那個在外企工作過、也做過傳銷的姑娘春明一樣,在“農村到城市”巨大的生活變動中,許多農民工已經逐漸尋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同許多西方觀察者不同,張彤禾不關心政治上、制度上的話題,就好像她筆下的那些女孩一樣,她只是在“跟她們度過每一天,靜靜地觀察,看看會發生什麼。”她關心的是這些女孩的生活和工作,關心她們的戀愛,關心她們和父母的相處……正是這些柔軟的話題,讓我們接觸到了從未了解過的打工者的另一面。然而,這些看似細微、女性化的觀察角度,卻未削弱主題的敏銳性和準確性。她正是在這些生活最普通的地方,發現了這場社會變動中所存在的問題:人們太急切地在追求成功,缺乏耐心,太過於期待人生中能有捷徑,以至於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匆忙應付中過去。在這個變動的社會中,“成功的祕訣就是一知半解,誇誇其談混到一份職員、教書或是其他什麼你想要的工作即可……”張彤禾的這個結論,難道不是爲我們當下這個奇怪的社會提供了最恰當的註腳嗎?或許,藉此我們可以理解,在當下的中國,爲什麼成功學會如此受到歡迎;爲什麼人們不再願意停下一個小時來閱讀;爲什麼每個人都在談論車子、房子、票子,卻幾乎沒人在乎真正的快樂和幸福。每個人都成爲了流水線上的工人,他們跟隨着機械運動的程序,快速地製造着被那些稱爲“成功”的商品,卻從沒思考過它們的質量究竟合格不合格。
《打工女孩》再次證明了個體敘事對於實現歷史表達的真實有着多麼重要的意義。我們在這本書裏,看到的不再是故作姿態的報道和敘述,卻是活生生的關於打工者的故事。儘管書中的主人公只是幾個再也普通不過的女孩,但是他們卻代表了當下中國最真實的面孔。這些打工女孩,不僅是那些來自農村的姑娘,也是作者張彤禾,或許更是在讀着這本書的你和我。
《打工女孩——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動中國》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於201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