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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國1958年4月上旬,胡適從美國回到臺北,準備參加即將在臺召開的院士會議和進行院士選舉。《胡適年譜》4月9日記載:“下午,蔣介石在官邸接見胡適。事後他(胡適)對記者說:希望有兩三年的安靜生活,當可將未完成的著作《中國思想史》寫完,然後再寫一部英文本《中國思想史》,接着就要寫《中國白話文學史》下冊。”可見胡適這次回臺,掛念的還是學術大事。次日上午九時,胡適就職“中央研究院”院長,他在就職演說中提到,蔣介石請他出任此職,他“曾幾次託人懇辭”未果。後想,“世界已進入原子時代,臺灣亟需良好的學術基礎”,“也就深感義不容辭了”。
那天蔣介石也到場並發表講話。歷史學家呂實強回憶道,蔣介石的致詞中有一段說:我對胡(適)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學問,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過只有一件事,我在這裏願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關於提倡打倒孔家店。當我年輕之時,也曾十分相信,不過隨着年紀增長,閱歷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應該被打倒,因爲裏面確有不少很有價值的東西。胡先生致答詞的時候則表示:對於打倒孔家店一事,我所謂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權威性、神祕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胡適的“反彈”使蔣很不悅。多年後,學者潘光哲在《何妨是書生》一書中寫道:當年蔣、胡那番言語交鋒,蔣介石認爲“中央研究院”是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所以就應該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任務”。蔣還說,倫理道德實爲吾人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胡適針對蔣希望“恢復併發揚中華固有文化與道德”的認識,表示,“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
在履職“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胡適除因病幾番住院外,其他時間確實多投入在做學術研究、寫作、演講這些事上。這年年底,胡適再次因病住院。當護士曹小姐拿着一本附有胡適寫的《吳敬梓年譜》的《儒林外史》,請他題字留念時,胡適即寫下《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說的一句話:“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這是晚年胡適對護士曹小姐的寄語,但又何嘗不是他的自我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