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嫵書媚影
我們喜歡看作家訪談,往往是想窺探作家的隱私、八卦,想求得一種在他的作品中無法得到的私人信息。納博科夫就說:“我的小說很少機會給我表達我的私見,所以才偶爾接受那些聰明的來訪者的一大堆提問。”我們總覺得作家的訪談可以暴露出他們某種寫作或者生活上的怪癖。
比如杜魯門·卡波蒂有強迫症,寫作時執迷於一個逗號的位置或者分號的重量;歐內斯特·海明威會站在寫字板前寫作,稍微順利時才採用打字機;傑克·凱魯亞克會像他寫《在路上》時的自發性寫作狀態一樣滔滔不絕,根本容不下別人插嘴;加西亞·馬爾克斯很討厭錄音機;雷蒙德·卡佛慶祝作品首次發表的方式是帶着雜誌上牀;米蘭·昆德拉拒絕談論自己,他的訪談成了小說理論的研討會;君特·格拉斯需要日光才能寫作;村上春樹認爲電子遊戲比任何東西更接近文學;恐怖小說家斯蒂芬·金愛極了卡森·麥卡勒斯的小說;翁貝託·艾柯很喜歡美劇《境界雙雄》、《犯罪現場調查》……
但還是有很多不樂意拋頭露面的作家,不想接受訪談的作家。納博科夫還說過他思考時像個天才,書寫時像個作家,但說起話來卻像一個不善言辭的孩子。所以想讓他接受採訪需要有三個條件:採訪者的問題必須書面遞交,他進行書面作答,發表時一字不差保持原樣。
另外一位不待見媒體的作家是約翰·厄普代克。他認爲,作家訪談從本質上來說都是虛假的,因爲你說過的話,不是被曲解,就是被忽略。媒體需要的是一種擲地有聲的觀點,而作家最不擅長的也許就是對自己不熟悉的事物發表看法。
也有喜歡親近媒體的,比如艾柯。他面對媒體時幽默、風趣,充滿了輕快的機智。艾柯在接受《巴黎評論》的訪談中被問道:“在你的所有小說中,你只寫過兩幕做愛的場景——一次是在《玫瑰的名字》裏,另一次在《波多裏諾》裏,這有什麼原因嗎?”他的回答毫不含糊、乾脆利落:“我想,相比描寫性,我只是更喜歡身體力行。”
老派的作家們,比如厄普代克曾說,在訪談中承認有自己的觀點很難。這是時代的因素使然。但在這個時代中,艾柯幽默的回答中處處都是觀點——不在乎觀點是否正確,只在乎它是否引起人們的注意力。我們喜歡作出各種判斷,是否有價值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能夠抓住大衆的G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