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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顒建國以後,面對左傾思潮的逐漸嚴重,一些比較清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爲保護知識階層,保護文脈,做出不少重要的決策。其中,成立文史館,出版文史資料,是影響深遠的舉措。最近幾年,我直接參與文史工作,對此體會得較多,在我的青少年時代,我也有過感性的認識,那是來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易克臬(易敦白),湖南籍,曾趕上清末科舉考試的末班車。民國初年,在北洋政府段祺瑞等人手下從事政治活動。國民黨統治時期,參與了倒蔣反蔣的活動,失敗後,退出政壇,在上海當了寓公,讀書寫字,修身養性。
上海解放之後,陳毅市長等領導,對老知識分子十分關心。文史館成立之初,我的外公即被聘爲館員。在當時很多人眼中,把這些遺老遺少安排進文史館,是讓他們的生活有一個着落。現在反思,那還是表層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國家團結和諧的象徵和勝利。體制把儘量多的人包容進來,是高明的政治選擇。同時,這些老人,大多是飽學之士,讓他們有安定的生活,能夠繼續他們的文化生涯,對國家和人民,善莫大焉。
在我的記憶中,外公整天坐寫字桌旁,看古書,擺圍棋,吟詩詞。後來,他出版了一本“中華新韻”的書,應該是多年研究的心得。有一段時間,我去玩時,發現他用蠅頭小楷,寫着什麼長篇文字。我問他寫啥。他指着一厚疊書籍說,文史館號召大家寫回憶文章,他在寫北洋政府的一些事情。那一厚疊書,就是當時已經出版的文史資料。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喜歡讀大本的書,像文史資料這樣的內容,還是頭一回見到,頓時來了興趣,要求外公借給我讀。他惟恐我遺失,要求我看完一本,還回去,再拿一本。因此,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去外公家,就是忙於還書和借書。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這種非公開出版的書籍,知道除了書店賣的書,還有如此精彩的內容。若干年前,我擔任上海政協的文史委主任,發現“文革”以後的文史資料,全部變爲公開出版。我覺得,那是違背周恩來總理當年設計文史資料的初衷的,極力呼籲恢復內部資料的出版形式,算是我少年時代閱讀心得的一個結果。當年撰寫文史資料的老先生們,如今全部作古。他們留下的海量的文史筆記,是今人研究近現代史的無法複製的原始素材。周恩來先生爲民族文脈延續所做的貢獻,永遠爲大家緬懷。
外公留給我更深的印象,是他積一生心血,積蓄起來的藏書。他所住的南昌路房子,底樓是約四米來高的客廳,全部被書架佔據。東西兩堵牆,書架由地面直達屋頂,玻璃的門,裏面大都是珍貴的線裝書。北面是個暗間,堆着笨重的木製的書箱。我問過舅舅,書箱裏裝的是什麼。舅舅回答:二十四史。我那時候不知道古版的二十四史如何寶貴,但是,那沉甸甸的文化力量,深深地印進我的心底,永遠跟隨着我。
“文革”開始,黨和國家的領導自顧不暇,文史館的老人們自然也失去保護。外公家被抄了,沒抄出什麼金銀寶貝,大卡車拉走的是無數珍貴的書籍,而且,從此不知下落。外公一次去文史館接受批鬥,回來的路上,被電線杆絆倒,再也沒有站立起來。
外公和他的藏書,一直保存在我的心裏。我想,這也是文脈的延續。我寫過小說《雪廬》,其中,有外公的影子,也有他藏書的掠影。
一則豆腐掌故,細細品來令人回味雋永,明請看本欄。
十日談
文史館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