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寧

　　經濟變數帶給公衆更多選擇的機會，當更多官員能夠理性地運用權力與資源，平和地看待政績與仕途，樂意而毫不膽怯地接受公衆監督的時候，掌聲與支持便如潮水般涌現。

　　景氣和不景氣是經濟發展態勢的兩端，儘管一些境內外機構甚至政策分析家將現階段境況定性爲後者，繼而紛紛調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但從經濟循環角度觀瞻，我們更願意用經濟變數這個詞來描述當下軌跡。不是嗎，變數中，經濟現象有可能走向景氣，這其中有個過程，局地也會倏然；變數中，經濟指標也可能繼續下行，但以過往中國經濟的“鋪墊”，萬不至於進入難以拿捏的境地，其肯綮乃操作者和參與人的智慧使然。變數中，操作者可能在頂層、在中層，但落實者斷然在基層，其交集和效力在於能否同步刷新施政理念、施政方略和施政作風。

　　解析官方基調和各方面“信號”，經濟轉型實乃當下首要擔當，這已成爲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的重要案頭工作。自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到十五大對所有制和分配製度等改革進行部署，及至十六屆三中全會頒佈《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不同階段市場經濟的演進，皆由頂層設計併發端。就現階段情境研判，波及全球的量化寬鬆政策對經濟增長將造成負面影響。從歐美各類企業傾心資本回報，而非投資實業來看，貨幣刺激政策將導致投資實業收益率降低，其不僅阻滯實體經濟增長，還倒逼企業只考慮回籠資金，對研發鮮有投資。因而，靠刺激政策拉動經濟增長顯然已少有空間。不過，全國“十二五”規劃中，GDP仍然是考量經濟發展的首個指標，其直接涉及財政收入、就業和社會穩定等前沿問題。若忽略“刺激政策”這一選項，容忍經濟減速，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實現經濟轉型，其實質須以市場機制調節經濟運行。同時削減行政審批，政府對應放權。儘管市場配置資源在學術界已喊破嗓子，多位高級別官員也在重要場合放話，但在一些地區仍然馬虎應付。縱然行政審批改革也已進行8年，但地方與中央的博弈，仍不鮮見。

　　設若以經濟轉型、改革效力爲施政主線，政府的經濟角色必須定位準確，須臾不可偏離。這與黨的十八大報告的論斷一脈相傳，“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這些話語耳熟能詳，擲地有聲。“諾斯悖論”認爲，在經濟活動當中，國家的功能是制定遊戲規則，特別是明晰界定產權制度。如果沒有國家權力及其代理人的介入，財產權利就無法得到有效保護和實施。因此，國家積極發揮作用是保障有效產權安排和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儘管“諾斯悖論”是其他學者根據制度經濟學家諾斯的思想提出，但諾斯本人則強調“沒有國家辦不成事，有了國家又有很多麻煩”。而如何擺脫“兩難”，明晰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諾斯開出“兩劑藥方”：政府必須爲產權的運行提供公正、安全的制度環境；政府運用法律制約和遏制利益集團對產權的干擾，建立有約束機制的行政體制。從上述意義引申，經濟轉型須率先實現政府轉型，政府轉型的關鍵在於行政體制變革和完善法律制度，建立防止權力尋租和利益固化的機制，以此釐清政府與市場界別。

　　然而，“說歸說、做歸做”至今仍充斥着經濟生活。企業依然樂此不彼地運作與不同層面政府的關係，因爲，這類企業知道，一旦疏通政府官員，緊接着的一些項目操作，將遠比他們在市場上打拼省力得多。於是，企業家通過承擔各式各樣的成本，贖買本該屬於市場的權力，此際，企業的運營成本進一步被自行擡高，使得企業、市場的成長空間和活力逐步喪失，這時候，挺身而出的政府官員少之又少。

　　就像硬幣都有兩面，經濟變數帶給公衆更多選擇的機會，職能歸位不重疊、精簡高效冗員少的政府呼之欲出，公衆等候已累月。事實上，官員也是公衆中的一員，一地一區百姓若與健康、財富、尊嚴和願景漸行漸遠，官員也難以安身。當更多官員能夠理性地運用權力與資源，平和地看待政績與仕途，樂意而毫不膽怯地接受公衆監督的時候，掌聲與支持便如潮水般涌現。

　　作者系《改革》雜誌社執行總編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