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嚴格管控開支，上週卻給美國提出不同尋常的建議，鼓勵美國放開消費，“享受生活，抓住現在”。

　　國際貨幣基金的雜誌上發表了題爲“放寬開支削減，促進美國經濟復甦”的文章，併發布正式聲明指出，受到自動減赤及其他財政緊縮政策的影響，美國今年的經濟增長幅度將被削弱，降低一半。另外，這些政策既不明智，也沒有必要。

　　不幸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沒有完全脫離其一貫的財政緊縮論調。其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呼籲，應該“加快速度，實施中期計劃，恢復財政的長期穩定。”所以，我倒想問一句：到底爲什麼要加快速度？難道我們現在就要對本世紀20年代、30年代以及更久遠的財政問題達成一致？

　　不，根本不需要那麼緊急。在實際操作中，關注“財政長期可持續性”往往會帶來“社會保障”等計劃的削減，而這種做法並不怎麼負責。相反，這只是逃避經濟問題的藉口。

　　把制定長期政策當做工作重點，這種做法到底存在什麼問題？部分原因是——儘管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遙遠的未來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意外吧！)，而長期的財政計劃不過是無聊的科幻小說。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假設醫保費用的上漲將遠遠地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並以此爲基礎預測未來將出現鉅額的財政赤字。然而，在過去的幾年裏，醫療保健費用的增長幅度卻明顯下降，長遠來看，情況不會那麼糟糕。

　　現在，不能拿不確定性作爲藉口，拒絕採取行動。例如，在氣候變化方面，溫室氣體對全球溫度的影響也不確定，而這實際上提供了強有力的根據，促使我們採取行動。

　　但是，財政政策跟氣候政策不同，儘管此前有人試圖拿兩者進行比較(讓人感到奇怪的是，有右翼人士宣稱，對長期債務深感憂慮；卻對長期的環境問題無動於衷)。在氣候問題上拖延行動，會有數十億噸的溫室氣體繼續排放，而延緩福利改革的代價卻沒有可比性。

　　事實上，有關儘早採取行動，關注長期的財政問題的整個論調都缺乏根據。人們在這些問題上似乎形成了一種常識：爲了避免將來削減福利的風險，我們現在就得現在採取行動，削減將來的收益。

　　現在沒有必要制定大規模計劃，放寬財政限制，長期改變財政結構。而美國的政治氣候還不成熟，任何試圖制定類似計劃的努力都會傷害美國經濟。

　　我認爲，當選民在大選中明顯偏愛其中一位候選人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制定長期的財政政策。也許將來的希拉里·克林頓總統在2018年顛覆性的中期選舉之後不久，能與灰心喪氣的共和黨任達成長期預算方案；或者是士氣低落的民主黨人簽字同意保羅·瑞安總統私有化的“醫療保險”。

　　還沒到那個時間，所以大人物們必須停止以未來爲藉口，拒絕採取行動。當前的危機是大規模失業，我們現在就必須立刻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