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即將走過百年。百年新詩史,是以擺脫舊體詩束縛、用白話俗語入詩作爲開端的。這一詩歌革命的重要動機，是讓詩和更廣泛的讀者會合，從而擔當文化啓蒙的使命。應當說，重新定義詩歌與大衆的關係，決定着新詩的意義，也決定着新詩的文體特性。然而走到今天，詩歌能否重回大衆視野，卻成了一個難解之問。

　　對當下詩歌創作進行全面評價是複雜而艱難的，但詩歌和大衆之間關係的巨大變化卻顯而易見。從表面上看，現在詩歌創作空前繁榮、詩人羣體不斷壯大、作品藉助網絡媒介傳播力量日益加強，但與此同時，詩歌與大衆的關係卻日漸疏遠，日趨成爲個人獨白、同好交流和圈子文學。很多詩人並不視之爲尷尬，反而認爲詩歌本來就是個人化的或“純而又純”的東西，和普羅大衆扯不上什麼關係，我凌雲高蹈，你柴米油鹽，這中間天然地存在巨大的斷層。新世紀以來，社會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遽變，更使詩人們理直氣壯地判定：在商業化、消費主義、娛樂精神盛行的當下，是大衆放棄了詩歌，是生活詩意匱乏。這些客觀原因固然都不可忽視，但從當下詩歌創作呈現的一些特徵裏，不難看出詩歌之所以和大衆關係斷裂、孤懸於大衆之外，還有重要的內在原因。

　　失語隔閡

　　反省創作態度與方法

　　對個體本位主義的過度追逐，造成詩歌對社會生活逐漸失語。過去30年裏，當代詩歌從個體意識覺醒到逐漸凸顯個體本位主義，這某種程度上成就了詩歌的人文特性和藝術技巧的提高，但對個體本位的極端推崇，也帶來了詩歌對公共價值的漠視，造成了詩人從普遍意義上、從整體上把握生活的意願和能力持續減弱。在文化價值多元化與生活經驗碎片化之中，詩歌更是隻能隨波逐流，索性放棄宏觀觀照，轉身向內，走上探尋個人精神的孤獨之旅。自己寫、寫自己，不管多麼瑣屑的個人生活，都理所應當地成爲表現對象，這樣的創作情況由來已久。當下詩歌裏，都大大地寫着一個“我”字，這是一個沒有節制、沒有意義選擇的“我”，是侷限於個體本位的“我”，是詩人自我中心的“我”。“我”字後面，大多是瑣碎的生活細節，再往後，是詩人顧影自憐、自我欣賞、遊戲、抱怨以及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個人生活。

　　言語、經驗與意義的隔膜，使詩歌的文體自覺變得更加艱難。新詩史是以口語化寫作引領詩歌文體自覺的歷史。口語化革命所努力建立的法度和範式，是讓詩歌能回到人民大衆之間、回到日常生活，在親切可感的閱讀中，與讀者共同觸摸生活質地和生命形態。但現在的詩歌創作，卻大多跳開了對共同經驗的攝取與表達、共同參與意義創造這個基點，在純粹的形式追求中走到了與表達初衷相反的一面。許多詩歌帶給讀者一種奇怪的閱讀體驗——看到的只是一處處文字迷宮，鮮有引起經驗對接、情感共鳴的信息。即使觸目皆是熟悉的文字，仍無法觸發文字背後的情感和意義。在讀者和文字之間、在文字和意義之間，已經形成嚴重的隔膜。今天亦有被稱爲“口水詩”的創作，雖然有口語化的自我標榜，但同樣背離了詩歌文體自覺的追求。由於缺少和讀者的共同經驗，不能彼此心領神會，詩歌寫作不得不鋪陳描述對象，不得不介紹動機理由，不得不勾勒背景——詩人不得不把留給讀者的空間一一填滿。說明和講述替代意象營造，詩歌日益散文化、說明文化，詩性特徵嚴重匱乏。

　　執着於西方化的移植和嫁接，造成詩歌與大衆關係的隔閡。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西方詩歌譯介大批涌入，直接按照譯作寫作漢語詩的情況開始成規模，甚而發展成爲詩歌界的一種潮流。在當下，詩人沒有像先鋒小說家那樣“迴歸”——自覺回到中國的生活經驗中來，相反，依然以西方詩歌爲創作標準，甚至將與西方詩歌界同步生產視作努力的方向。這種觀念影響下的詩歌寫作呈現以下幾個特點：思想資源上基本承襲西方現代、後現代思潮；內容上遠離中國的現實生活和經驗，強調詩歌寫作的世界性以及文化碎片化狀態下個人寫作的合理性；形式上徹底割裂與中國詩歌傳統的關係；由於更看重知識背景和學術平臺，學院成爲詩歌陣地，詩歌創作學術化，等等。這種儘量不關聯現實生活和詩歌傳統的創作，更加疏遠本土詩歌讀者，因而難以被有效傳播和廣泛接受。

　　雙向需要

　　詩人和大衆共同創造

　　詩歌能否重回大衆視野？對此，首先要追問的是，大衆是否還需要詩歌？詩歌是否需要大衆？

　　人們對詩歌的熱愛和關注沒有減弱，大衆也不可能不需要詩歌。在今天的中小學課堂上，用於文學教育的詩歌，多數仍是古典和現當代文學中的經典詩詞作品。雖然千百年過去，它們仍然是記憶中最生動、最切近精神世界的篇章，彷彿仍帶着生命的體溫。這樣的作品仍然家弦戶誦，被大衆視爲文化教養和審美追求的重要部分。而與此相比，與當下生活同步發生並存在的詩歌創作，卻彷彿被隔絕在另一個孤立空間裏。這是令人失望的。在物質主義、娛樂主義盛行的時代，詩人有責任打造精神的詩意棲居地，許多詩人主張以所謂“純詩”作爲對心靈物化、異化的拒絕。但如果詩歌不能力圖重回當下生活、重回大衆，所謂詩意的救贖和撫慰就沒有空間、沒有力量。甘於被大衆冷落的詩歌，無法承擔塑造文化共同體、照亮審美視閾、拔擢生命境界、提升精神質量的使命，結果當然是“餓死詩人”。

　　詩歌也更需要重回大衆視野。詩歌是民族文學的經典形式，是文學金字塔的頂尖部分。它以感性方式傳達大衆感情和時代精神，既貼近大衆的日常生活，又浸透民族的文化哲學，是民族的呼吸和心跳。但詩歌也是一種脆弱的文體，因爲它要通過賦、比、興，通過隱喻、象徵、暗示等手法，在一種具有音樂性的形式中完成內涵遠遠超出文字量的情感敘事。意象的跳躍性給閱讀帶來無窮的意蘊和想象空間，由此爲讀者搭建了一個進入的大門，讓讀者去體味詩意的豐富和廣闊。

　　生活經驗和文化修養不同的人，都能在其間找到情感的共鳴，這就是詩歌的魅力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詩歌是詩人和大衆共同創造的。他們之間需要合作，合作方式是彼此心領神會、心有靈犀、心心相印。這不是說詩人和大衆必須具有同等的文化素養和文學領悟力，而是要有普遍的文化共識——無論是價值理念還是生活經驗，都最大限度地接近。一個偉大的詩歌時代，必然是詩人和大衆同呼吸共命運的時代，也是詩人具備整體認識生活能力的時代。

　　迴歸大衆

　　重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當下詩歌生存現狀值得研究和深思。社會環境因素不可忽視，但是詩歌內部秩序重建是詩歌發展並重新贏得尊敬的前提。所謂重建就是回到詩歌常識本身，重建和人民大衆、廣大讀者之間的關係。詩歌來自於大衆，歸宿是大衆，無論是內容是形式，都經受大衆選擇。同樣，詩歌的演進、詩歌史的發生也是應合大衆的需要而綿延如縷的過程。反映人民大衆的思想感情，表達人民大衆的心聲，這個過程負載了國家和民族文學的全部內涵。任何詩人都應該具備這一起碼的歷史眼光。

　　詩歌重返大衆，首先是詩人重返他生活的空間和時間。時代和現實是具體的，血肉鮮活的，可以時刻觸摸的，這是詩人和詩歌賴以存在的基礎。生活不在別處，就在當下，中國詩歌要說出中國的事情，表達中國精神，書寫民族心靈的搏動和夢想的顏色。

　　詩歌重返大衆，還需要詩人具備打通自我和社會生活、自身和外部、個體和羣體精神世界聯繫的能力。抒情主體固然要從個人的感受出發，但立場和情感要根植於現實和大衆。走出自我小天地，感同身受着人民大衆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訴求，唯有如此，才能瞭解文化激變中人民大衆的情感，才能梳理文化共識，形成客觀、整體把握社會生活的能力。

　　詩歌重返大衆，更要直面大衆的文學接受方式和審美方式。接受習慣和文化傳統影響大衆對詩歌的選擇，反過來它也是詩人淬鍊詩歌形式的過程。詩歌要含蓄蘊藉，但不能憑空設置閱讀障礙；詩歌要傳達真切的情感，但不是文字遊戲。任何一種文體，都要體現大衆情感表達的功能要求，承載不了這一功能，便會被新的藝術形式所取代。

　　重返大衆，別無他途。回到現實的時間和空間，重建創作與生活、創作與閱讀、創作與批評的良性關係，如此，詩歌纔會有未來。

　　《人民日報》( 2013年07月12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