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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缺少自己的觀察與研究,中國人從外部獲取的國際政治知識許多是不可靠的。比如:人們普遍地認爲上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的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使一個個“威權體制”垮臺並代之以“民主體制”。近年來在亞洲多國所做的政治發展調研中,我們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亞洲民主化浪潮中,“威權體制”瓦解後,國家政權並未如人們想象的那樣“理所當然”地爲“民主派”所掌握。實際情況是亞洲多國的獨裁政權垮臺後,脫掉軍裝的軍人經過選舉重新掌握政權。換言之,民主化的果實往往落入軍人集團手中。這種現象在菲律賓民主化進程十分典型地表現在軍政強人拉莫斯將軍身上,我們稱其爲“拉莫斯現象”。
1986年,菲律賓發生“人民力量運動”,推翻馬科斯總統,從此掀開新一輪東亞民主化的序幕。菲律賓實現民主化後,遭暗殺身亡的菲律賓民主運動英雄阿基諾參議員的遺孀科拉鬆·阿基諾夫人當選總統。民選總統阿基諾夫人雖有民主鬥士的光環,但執政之路卻極其艱難坎坷。科拉鬆·阿基諾執政期間菲律賓的經濟、社會狀況低迷混亂,民選政府遭到馬科斯殘餘勢力和菲律賓軍內勢力的抵制和反對,科拉鬆·阿基諾執政的6年裏發生7次軍事政變,只是在“人民力量運動”的中堅人物拉莫斯將軍支持下,科拉鬆·阿基諾勉強完成任期。1992年,菲律賓民主化後第二次大選,拉莫斯將軍走到前臺。拉莫斯總統整合了菲律賓軍隊,穩定了政局,使國家逐步走上正軌。
在東亞多國民主化進程中類似菲律賓的現象具有普遍性。韓國緊隨菲律賓之後發生民主運動,1987年“六月抗爭”後,全斗煥政權倒臺,但韓國民主派卻未能掌權,反倒是前軍政集團核心人物盧泰愚將軍當選民選總統。印度尼西亞情況也差不多,1998年在金融危機衝擊下,長期統治印尼的蘇哈托總統黯然辭職,但他把總統權位交給與其情同父子的副手哈比比,此後軍隊在印尼政壇上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現任總統蘇西洛將軍也是軍人出身。此外,泰國當代歷史上多次民主改革也都終結于軍人政變,軍隊一直是政權的監護者。
爲什麼在亞洲民主化進程會出現這種“拉莫斯現象”?在我們看來,主要原因不外兩個:
首先,根據我們的觀察與研究,從威權體制到多元體制的“民主化”進程並非如人們從外部和表面上所看到和以爲的那樣——是一個民衆特別是城市“中產階級”發動和參與的社會運動。以菲律賓“人民力量運動”爲例,1986年2月,在當時菲律賓經濟危機、社會動盪的形勢下,首先是馬科斯執政集團內部發生分裂,國防部長恩裏萊和副總參謀長拉莫斯將軍授意部下與學生“菲律賓武裝力量改革運動”領導人霍納桑上校發動軍事政變。政變軍人在評估雙方力量對比後,決定邀請遠在家鄉的科拉鬆·阿基諾夫人發動市民和學生圍堵忠於馬科斯總統的部隊。在街頭羣衆的配合下,霍納桑上校率精銳傘兵打垮馬科斯的衛隊,馬科斯被迫流亡。按霍納桑的說法,革命軍人在人民的幫助下打敗了獨裁者。今年年初我們到菲律賓調研時,拜訪如今已是著名政治家的霍納桑參議員,在他贈送給我們的日記裏清楚記載了這段歷史。
其次,民主化意味着政治權力的分散化。處於工業化尚未完成階段的國家,開放權力,實行普選,幾乎無一例外導致各種社會集團的“分配性政治參與”,即通過政治行動、政黨活動獲取政權以改變社會利益分配格局,結果是社會矛盾驟然上升甚至激化。從組織行爲角度看,數量龐大的羣體一旦失序,就可以爲有序的小羣體所控制。社會一旦發生混亂,混亂程度越高,控制社會的成本反倒越低,有時候一個很小而團結的集團就能控制住社會。東亞國家民主化後,至少在初期發生社會混亂似乎是一個必經階段,因此,混亂社會中軍隊或其他具有高度組織化特徵的集團接掌政權就不會讓人感到意外。
如今埃及上演的這一幕政治戲劇,似乎把亞洲民主化中的“拉莫斯現象”帶到了非洲。情況究竟如何?可以繼續觀察。(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房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