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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的80後農民工
問題是,當年輕的農民工逐漸成長後,農村的房子怎麼辦?
“現在把房子都修好啦,等兩個孫子結婚的時候都不用再修房啦。”林婆婆說。
與林婆婆的期盼相比,她的兒孫輩離農村已經太遠。
冉豔的兒子王濤生於1991年,上學到高二,就出來打工了。現在在東莞的一家廠裏做芭比娃娃,一個月工資有2000元左右。
王濤談及自己的工作,明顯與父母不同:“我們做的芭比娃娃,一般會賣到美國,高的要賣7000多美金,現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攝像頭、顯示屏。我們廠一天可以做這種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個。也有一些低端的,我們廠是美國和香港合資的。”
他的生活,也並不“苦哈哈”。
他每個月的開銷主要是:買衣服、打球、上網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飯。他每個月不給父母交工資,只是會給父母買衣服和充電話費等等。
“現在我買衣服有時一個月花500元,上網的錢不多,打球也不多,在廠裏住,扣水電費80多元,生活費一個月扣180元。但是我沒有在廠裏吃,中午到廠外吃飯,因爲廠裏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沒有在廠裏吃飯。現在消費太高了,叫幾個人一起吃飯,喝點酒就要花200多元,一個月的生活開銷要花700多元。”
“新工人們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從生活方式到消費模式,都已經是城市人了,很難重新適應鄉村生活。像王濤這一代,甚至沒有種過地,很小就在城市裏生活,對土地和農村缺乏認同感。”呂途分析說。
據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發佈的2009年調查數據,80後新工人平均寄回、帶回老家的金額爲5564元,佔外出從業總收入的37.2%。而他們的父輩農民工平均寄回、帶回家的金額爲8218元,佔外出從業總收入的51.1%。
在呂途眼中,冉豔們是夾在城鄉之間的一代:“有在農村生產生活的經歷,但是外出打工謀生已經是他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而王濤則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年輕打工者生活方式的“城鎮化”速度,已經逐漸超過了制度的“城鎮化”速度。
“他的工作已經是工業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娛樂和消費主義的一部分,他的發展夢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即使意識到了艱難,80後、90後打工羣體也很少將老家作爲退路。”呂途說。
那麼打工者辛苦做“房奴”,到底意義何在?
“他們在爲‘彼岸’進行着投入,這是他們現在艱苦生活的安慰劑,是現在努力拼搏的興奮劑。”呂途爲此感到擔憂和悲哀。
讓打工者逐漸融入城鎮,已是大勢所趨。
今年5月27日,國務院轉發了國家發改委《關於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首次在國務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
該意見的“推進城鄉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將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進一步完善暫住人口登記制度,逐步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
李鐵指出,對重點人羣的改革,可根據不同規模的城市、外來人口所佔的比重設置落戶條件。如京滬居住和就業年限可以相對長一些,京滬轄區的郊區縣和小城鎮條件應適當放寬。“其他城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明確條件。除居住和就業年限外,不可再行設置其他條件。”
對於未來,王濤有明確的期待。
“我不太喜歡老家和東莞,這裏不好玩,工資也不高。等有錢了想到上海開超市,那裏發展空間大。”這個來自重慶農村的青年,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上海。本報記者莊慶鴻實習生王詩堃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