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爲什麼

　　不帶我去東莞上訪”

　　2005年，只有26歲的冀中星從此癱瘓在牀，他的身體自肚臍眼以下完全沒有知覺，飯要父親做好端到跟前，小便要父親幫忙，大便時，父親要使勁兒按壓他的肚子，然後用手一點一點摳出來。

　　這種生活不再是一天兩天，而是長年累月。冀家的小屋裏常年瀰漫着一股難聞的氣味，鄰居也很少再登門。只是他們偶爾從冀家的房前路過時，經常會聽到父子倆的爭吵聲，或者冀中星暴躁的埋怨聲。冀家成了大冀莊村最窮的家庭，其實，大冀莊村整體也不富裕，這裏的年輕村民大多在外打工，留下的村民靠種點地謀生。

　　冀家的三間破房開始漏雨，家徒四壁，還是當地政府幫他們蓋了幾間板房。冀中吉已經成家另過，他有兩個孩子，常年在外邊打工，他還患了肝癌，只是這個消息他隱瞞了家人，大家都以爲他得的只是肝病。家中就剩下冀中星和老父親相依爲命。

　　當地政府爲冀中星辦了低保，每月110元。此外老父親種了1畝8分地，這裏面父子倆各佔9分，後來鄉政府看冀太榮既要照顧兒子，又要種地，實在忙不過來，又給他也辦了份低保。再加上後來冀中星的殘疾人補貼，這些加在一起，就是冀中星父子倆全部的收入。

　　冀中星開始上訪，但他的身體讓他難以離開鄄城，甚至只是走出家門，他都必須得靠父親的幫助。

　　冀中星最遠的一次是到北京，在冀太榮記憶裏，他只記得二兒子去過一次北京上訪，“是在北京奧運會那年”，具體日子他已經記不清。那次，當地政府帶着冀太榮，去北京接回了冀中星。老鄉蘇華在北京見到冀中星時，“他腿上的褲子擼上去之後，腿都已經萎縮，很細很細了。可他以前是個多壯的小夥子啊。”

　　後來，冀中星還跑到菏澤，想從那裏坐車去東莞上訪，但沒有成行。

　　而經東莞市信訪局、市公安局覈實，冀中星及其家人信訪記錄共有三次:一是2005年7月8日到東莞厚街鎮公安分局上訪，二是2009年9月致信中央政法委，三是2013年7月17日，東莞市信訪局收到國家信訪局轉來冀中星在國家信訪局網上的投訴信。

　　而最後的這次上訪，冀中星並沒有離開家門，他應該是在網絡上完成的。但無一例外的是，最後的這次上訪他仍然沒有成功。

　　比上訪失敗更打擊冀中星的，是他連走出家門上訪的能力都沒有。

　　冀家的爭吵也從老爹做的菜難吃、沒人幫他解手等等話題開始，統統以“你爲什麼不帶我去東莞上訪”結束，每次，冀中星都要滿懷絕望地大喊:“你爲什麼不帶我去東莞上訪啊?我自己又去不了，也許去了，我們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可每次，老父親都會息事寧人地嘆息:“你已經這樣了，又不能動，到那裏吃的住的地方都沒有，誰管咱們啊?”

　　10萬元，

　　總有用完的一天

　　冀家對賠償的要求越來越低，剛開始律師建議要33萬，後來一再敗訴，賠償金額降到25萬、20萬、15萬、12萬……有一次，東莞方面到河南出差，順便到冀家去了一趟，提出賠償8萬元，“如果嫌少，那就算了。”

　　在鄄城當地政府的協助下，最終雙方的賠償金額定到10萬元。2010年3月30日，深圳厚街鎮公安分局與冀中星簽訂保證書，冀中星保證今後不再因爲此事而到有關部門進行上訪。

　　但這10萬元並不是冀家希望的賠償金形式，而是“厚街鎮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萬元”。

　　據冀太榮說，他用這10萬元給冀中星買了部筆記本電腦、摩托三輪車，還有一臺麻將桌，逢年過節時，邀請親戚鄰居來家裏打打麻將，天天呆在牀上的兒子會偶爾笑一笑。

　　在鄰居眼裏，冀中星是“很正常的”，並沒有悲觀和仇恨。甚至，天氣好時，冀中星會在父親的幫助下，騎上摩托三輪車，到鎮上轉一圈買點零食，當然，這種情況只是偶爾出現。

　　但10萬元總有用完的一天，除了吃飯，冀中星還會抽菸，還要看病。

　　冀太榮發現兒子迷上了電腦，他常常在躺椅上玩電腦，一直玩到睡過去，然後醒來第一件事，還是打開電腦。

　　他不知道兒子迷什麼，QQ、微博、博客這些東西對他來說，還都太陌生，“雖然我認得幾個字，但電腦上的字太小，我也看不見。”

　　鄰居發現，他們經常幾個月見不到冀中星出門一次。他躲在家裏，越來越不願出來。

　　冀中星又開始陷入焦躁，父親做飯晚一會兒，上廁所不及時，或者水有些涼，他都會發火，儘管這是夏天。

　　“一會兒想開了，一會兒又惱火，永遠氣不忿，還說‘我死了一回了，我還怕死’?!”冀太榮告訴記者。

　　“從去年開始，他QQ空間裏，就有一些很偏激的話。”蘇華說，他問冀中星，冀中星卻又什麼都不肯說，“我只是能感覺到他心裏很痛苦。”

　　冀中星已經沒有什麼朋友可以訴說，長期臥病在牀的現狀，窮困的家庭以及家裏難聞的氣味，都讓鄰居很少再跨進他家的門。沒有人會跟他交流，他不願也沒人可以訴說。

　　冀太榮覺得，冀中星抱着電腦睡着的情景，越來越多地出現。直到有一天，他在最後一篇博客裏，留下了一句話:“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