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下午5點10分，鄧正加的葬禮在蓮塘村村口舉行，隨後，其被安葬在生前承包的果園山上。這邊湖南臨武“瓜農之死”還在發酵，那裏又曝賣西瓜小販被哈爾濱城管打得頭破血流。這幾天，城管還真與西瓜較上勁了。

　　生存權利遠高於城市形象

　　城管向瓜農狠下毒手，這不是第一起，也不會是最後一起。現實中，城管在執法中致人傷亡的事件屢屢發生。究其原因，固然有個別城管人員素質的因素，但我們更需要反思和改進的，是城市管理的理念。

　　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問題，這些攤販不是種地的農民，就是生活在城市底層的老百姓。一個小攤就是一家人的全部生活來源，就是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就是老人看病的藥費。他們沒有多少幸運，只能靠自己打拼；他們沒有更多的生存技能，只能起早貪黑擺攤求生活。

　　但是，在我們的城市管理中，特別是名目繁多的各種文明創建中，過多地強調城市的整潔和秩序，卻忽視了攤販們的生存需要。正是在這一城市管理理念的引導下，各個城市普遍對攤販發出了“禁令”，即便存在農民進城直銷需求的小縣城，同樣嚴管攤販。雖然有的城市出於所謂人性化的考慮，建疏導點，建臨時銷售區，但這些地方往往遠離人流集中區，攤販去了也賣不出啥東西，所以寧願冒着被罰款、被羣毆的危險，也要和城管上演貓和老鼠的遊戲。

　　在現今的城管機構設置上，更多的是強調了管理者的職能，忽視了服務者的作用，直接把城管推到了攤販的對立面。在各種檢查和考覈評比的壓力下，城管部門對於攤販的合理訴求，不是採取接納引導，而是一味採取高壓政策，當攤販不斷抗拒執法後，考慮的不是適度妥協，而是改進城管裝備，迫使商販屈服，這就導致了一種惡性循環。

　　面對一個又一個血淋淋的教訓，我們是該認真考慮一下我們的城市管理理念了。筆者認爲，城市的文明程度與這個城市有沒有攤販沒有直接關係，美國紐約街頭也有攤販兜售各種吃食、水果、衣物和舊書，我們的洛陽大叔就在美國街頭擺攤賣肉夾饃，日入七八百美元。我們的城市，應當給攤販更多生存空間，讓合法擺攤成爲可能。路邊攤販的久禁不絕，一方面是源於攤販求生存的本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城市居民生活，也離不開攤販。生存、生活，這些民衆基礎性的權利，要遠遠高於城市的整潔與秩序，應將它們放在更優先的位置。

　　□王紹兵

　　人已下葬輿論爲何持續發酵？

　　“瓜農”已經下葬，而媒體的追問仍然不斷，輿論還在持續發酵。比如，央視追問“臨武果農死亡事件”四大真相，既是死者家屬想知道的真相，也是公衆想知道的答案。

　　“瓜農”下葬爲何不能平息輿論質疑呢？

　　筆者認爲，鄧正加到底是如何死亡的，缺少一個真誠的、可信的、能說服人的結論。在當地官方的表述中，一直沿用“突然倒地死亡”，隨後又傳出鄧正加或因爲心臟病或腦溢血死亡。這些說法沒有得到死者家屬及目擊者的認可。雖然目擊者的說法或不足爲懼，但每個人心裏有一杆公平正義的秤，官方的說法是否客觀，每個人都會掂量一番，同時，也是對官方處理態度的掂量，豈可小視？

　　退一步說，即使鄧正加在與城管的“肢體衝突”中“倒地身亡”，也不能輕易下結論說鄧正加或因爲心臟病或腦溢血死亡，這一結論顯然有避重就輕的嫌疑，輕率的表態又如何能讓人信服呢？

　　鄧正加死亡，鄧的妻子被打傷，以及“搶屍”時打傷人，都應該依法給予經濟賠償。至於鄧正加何時下葬，那是親屬的權利。因爲，不少農村葬人有一套不成文的風俗，鄧正加的親人有權利選擇什麼時候下葬，權力不應該橫加干涉。當然，政府部門擔心遲下葬有社會安全風險，則要以政府誠信贏得死者親屬的信任，不能用見不得光的手段。

　　可是，鄧正加很快被下葬，不但沒有傳出政府以誠信打動人，反而傳出政府部門拿利益“誘葬”的荒誕傳言———遲下葬一天少10萬元賠償，這個辦法看似有效，卻再一次暴露出權力的霸道和野蠻，也折射政府處理公共危機事件不善於依靠誠信，卻喜歡用一些“旁門左道”的伎倆，出此下策，暴露出“急於求成、不擇手段”的處事缺陷。可見，當下仍有很多政府官員沒有學會如何應對公共危機事件。

　　事實上，處理公共危機事件，不能只是停留在把事情“擺平”，而要讓公衆看到政府始終站在公平正義這一邊，臨武縣在處理“城管打死瓜農”事件過程中，當地政府的處理方式看不到這一點，這也是“人已下葬，輿論持續發酵”的原因所在。

　　□粟海

　　(來源:海口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