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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的救贖
如今,城管與小攤販之間的“貓鼠遊戲”,已成轉型期中國各城市每天上演的劇目。
作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長期“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互動方式,同時夾雜着衝突和流血。近日,湖南臨武瓜農鄧正加的死亡讓城管暴力執法再次引發網民聲討。聯合早報網一項關於“城管存廢”的調查結果顯示:參與投票的29043個網民中,40%的人認爲,城管制度應予以廢除。但也有41%的人更贊成城管的改革。
人們追問,爲了維護自己的基本生存而“有損城市形象”的小販是否應該成爲城管執法的對象?這種尷尬執法與暴力抗法之間又該如何調解?城管作爲現行管理體制中,與基層接觸面最大的部門,摩擦面最大,面對與社會最底層接觸面最廣的現實,如何突破?
一個幹過兩年城管“臨時工”的年輕人說,因爲城管的身份,他吹了三個女朋友,父親一氣之下讓他辭去城管,“咱就是回家當農民種地也不幹了。”他曾經的同事和領導,在陌生人面前,都不敢說自己是城管。他說:“今天這個局面,是城管自己造成的。”但他也說,城管的確是爲了維護城市的秩序而工作,但和商販的矛盾咋解決,至今他都沒想明白。或許,很多學者和管理者也沒搞明白。
如今,各地城管部門試圖通過諸如“眼神執法”、“舉牌執法”、“鮮花執法”等方式進行自我形象的救贖,然而,屢屢見諸媒體的暴力執法讓其作用大打折扣。或許,在這些花樣繁多的形象救贖背後,真正應該完成的是城市管理理念的救贖。
河北元氏城管的死與生
現在的城市沒有城管會怎樣?4年前,河北省元氏縣曾因爲一起城管和民衆的對抗,導致城管大隊被撤銷,一度成爲全國唯一一個沒有城管的縣城。
“沒有城管了!”元氏縣城的小販們頓時活躍起來,大街上一片繁榮,叫賣聲此起彼伏,活像一幅現代的《清明上河圖》。然而,沒有城管的狀況僅持續了7個月,新組建的城管大隊便掛牌了……
“我都不知道我們縣的城管這麼有名!”7月24日下午,元氏縣委宣傳部一位女工作人員,看到記者一臉驚詫。
兩千多年來,元氏縣從未改過名字,也並未因此出名。但2009年6月的一場因爲城管亂收費引起的羣體性事件,卻將這個小縣城推到了風口浪尖上。隨後,元氏縣城管大隊被撤銷,讓它一度成爲全國唯一一個沒有城管的縣城。
4年過去,現在的元氏縣又是一個怎樣的模樣?
多收60元停車費引發撤銷城管
“誰說我們沒有城管!”7月22日下午,元氏縣城汽車站,“黑車”司機老馮說,“城管還少啊?縣城一徵地,城管就是拆遷的,一個個人高馬大,拆你房子擋都擋不住。”
因爲元氏縣汽車站地處偏遠,又沒有直達縣城的公交車。老馮和像他一樣的“黑車”司機看準了這個生意。他開着一輛破得不成樣子的“捷達”,往返於汽車站與縣城之間,單程15元。錢不多,但他很享受這份工作。對於城管,老馮有種莫名其妙的厭惡,可他從未和城管發生過沖突。
但老馮記得,發生在2009年6月初的那場衝突。司機黃星也清晰記得那天可怕的一幕:幾十個城管隊員拿着手銬,向縣城的“村村通”公交司機要錢,不給錢不許走,有人反抗就爲他戴上手銬。
黃星今年40多歲,穿着一件原本是黃色,但又洗得發白的襯衫。他開一輛由摩托車改裝的小三輪車,車窗上寫着大大的“出租”兩個字。
元氏縣地處太行山東麓,河北省中南部。全縣人口約40萬左右,絕大多數在農村。爲方便農村人口出行,自2005年起,該縣文化宮廣場上就設立了“村村通”線路。
2009年6月以前,“村村通”停車費是每月30元,但到了2009年6月1日,該縣城管隊單方面提高停車費,要求每月上交90元,遭到了司機們的抵制。
黃星迴憶,當日下午2點多,縣文化宮廣場上突然來了十多輛麪包車,將“村村通”車輛圍堵在一起,不給錢就不許發車。一下子,乘客的抱怨、司機與城管的爭執摻雜在一起,有人罵娘,有人罵城管,有人罵司機軟弱。“後來,有人起鬨,說打吧,就有人用手裏的物件猛砸客車。”黃星說,“自他記事以來,元氏縣從來沒發生過這麼大的事。”
此風波經河北媒體報道後,石家莊紀委成立調查組,調查該縣城管收費是否合法等。調查組人員發現,元氏縣城管隊是1998年設置的臨時機構,雖然城管隊大隊長張志民編制上是縣公安局民警,但其餘人均不具備執法資格。因此,收取停車費完全屬於違法違規。
後來,石家莊紀委責令該縣撤銷城管,大隊長張志民被撤去黨內行政職務。元氏縣,成了全國唯一一個沒有城管的縣城。
沒有了城管小縣城再現“清明上河圖”的場景
“沒有城管了!”小販們頓時活躍起來,大街上一片繁榮,販夫走卒們來了,叫賣聲此起彼伏,活像一幅現代的《清明上河圖》。
元氏縣槐陽鎮商販、50多歲的胡志珍(化名)在縣城人民路上擺攤有10年了。“什麼時興賣什麼!”她的水果攤較大,由於常年在這裏賣東西,有了些熟絡的主顧,所以生意也比別人好些。
記者採訪時,只要攤位上沒有買家,她便會眉飛色舞地講起沒有城管的日子。
7月24日上午10時,胡志珍就已經佔據了有利位置,擺了一個長達5米多的攤子。同時,附近一個小商販牛文禮從農用三輪車上將一個個裝着白菜、豆角、黃瓜、辣椒的塑料筐搬下,沿着街道足足擺了近2米長。
而就在牛文禮忙得不可開交時,位於槐陽大街與興華路十字路口馬路對面的菜攤已悄悄地擺上了,附近的自行車修理鋪也支了起來。幾個上了年紀的老人也來“湊熱鬧”,擺上一盤象棋,殺得天昏地暗。而他們下棋的地方,便是以前的城管大隊辦公地址。同樣“熱鬧”的還有該縣明珠服裝商場門口,那裏是元氏縣的商業中心。
中午11時還不到,縣城鑫豐商廈門前的廣場上,十幾輛小商販的三輪車一字擺開,將廣場圍得水泄不通。有賣冰糖葫蘆的、炸雞柳的、臺灣烤腸的,還有賣陝西涼皮、蒙古奶茶、白吉饃夾肉、煎餅和烤紅薯的,儼然一個“中華小吃大全”。
7月24日,本報記者在元氏縣走訪發現,自2009年元氏縣城管隊被撤銷後,元氏縣的長春路步行一條街,慢慢地成了縣城“批發一條街”。爲了吸引顧客,很多老店鋪將商品擺到了店門口,道路兩側服裝、鞋帽、家用電器、小商品琳琅滿目。
一輛輛農用機動三輪車橫在馬路中間,小商販們乾脆將車廂四周的擋板放下,直接在車上支起了攤位。一條由農用機動三輪車組成的小商品攤位連成了一條望不到頭的長龍,將長春路一分爲二,過往的人羣不得不在間隙中找到空間。
據當地小商販說,以前這裏管得嚴,但後來城管被撤銷後,慢慢地就成了這個局面。雖然後來又有城管了,但那裏已成氣候,小販們的習慣也很難改變,城管來了也沒辦法。
半年後悄悄組建,職能弱化
距離元氏縣城管被撤銷大約7個月後,當地有人發現,原本位於槐陽大街的城管大隊招牌被摘下,而在縣城北邊一條荒涼的街道上的一間民居里,悄悄掛起。元氏縣委宣傳部一位李姓負責人證實,現在的城管大隊隸屬於“元氏縣住建局”,是一個附屬辦公室的編制。在記者的採訪中,沒有人可以回答當時爲什麼要再組建這支隊伍,但這支新城管隊的城管職能弱化卻是現實。
7月23和24日,記者連續走訪了元氏縣數十個商販發現。這些商販分爲兩類:一類是城管認可的小商販;另一類是沒有合法手續,只能偷偷摸摸擺攤的小販。所謂的認可,即合法的小商販,根據攤位大小,每月給城管繳納60元~400元不等的管理費,收費標準沒有成文規定,根據目測的生意好壞來判斷。對於小商販而言,用並不算太高的費用來代替被追攆的恐慌,是一筆還算划算的買賣。
“交錢後,哪怕有一些輕微的佔道經營,城管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對於那些沒有合法手續的商販,又是另一種情況了。”一個商販說。
來自陝西漢中的黃先生,在元氏縣擺攤賣涼皮已有5年多歷史。他原本在該縣人民路臨街賣涼皮,可城管不允許,他不得不擺在一個人煙稀少的小巷子裏,雖然他在原地放了一個大大的紅色路標,但依然無法阻擋顧客的減少。
但好在,現在的元氏縣城管很少會暴力執法,一般是口頭教育,甚至很少沒收攤販的三輪車。該縣一位退休老幹部告訴記者,這與以前的城管不同,以前(被撤銷前)的城管局,在縣城裏飛揚跋扈,經常打罵小販,民衆意見較大。
記者走訪中發現,現在的元氏縣縣城,有城管和沒有城管的縣城面貌,其本質差異並不大,除了一些關鍵位置的疏通外,其餘地方佔道擺攤現象依然大量存在。
當然,採訪中也有人對城管持支持態度,“沒有城管怎麼行?太亂了不好,不方便。”一個老人說。
新“城管”的執法尷尬依然無法可依
“我們都存在11年了,怎麼還是臨時機構?”元氏縣城管大隊原隊長張志民說。在元氏縣城管大隊被撤銷命令下達之後,他不服,更加不理解。
在他看來,城管隊收停車費的事情縣政府早就知道,也是默許的。張志民算了一筆賬:“當時,城管大隊共有46人,除了我是公安幹警編制,其他成員均爲臨時工。幾十個城管隊員要發工資,辦公場地租的居民樓,再加上日常開支,每個月需要幾萬元,可縣財政每個月纔給2000元經費,怎麼活?”
《新京報》記者黃玉浩是2009年前去元氏縣採訪城管被撤銷事件的記者之一。據他回憶,當時元氏縣城管辦公室的牆上掛滿了政府表彰的獎狀,還有縣領導與先進個人的合影照。雖然張志民的個人工資不過每月700元左右,但他開着一輛價值20萬元的小車,在這個小縣城裏顯得很闊綽。
時至今日,元氏城管早已不是原班人馬。甚至記者採訪時,一些年輕城管根本不知道2009年發生的事情。元氏縣城管大隊辦公室主任胡東博介紹,目前城管主要領導和大部分隊員的精力都放在了市容綠化用地的拆遷上。
胡東博認爲,城市不論大小,城管都不可或缺,沒有城管對大多數民衆來說是不負責任的。對於目前城管隊員的編制,胡東博明確表示不是公務員,只能算事業單位。但即使如此,依然有不少城管隊員沒有正式編制,屬於“臨時工”。
記者瞭解到,元氏縣一名普通公務員的工資大概爲每月1800元,而城管隊員的工資不到1300元,對編制的嚮往,是元氏縣很多城管隊員的夢想。
胡東博說,執法沒有依據,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什麼是城管該管的,什麼事不該插手,這是一個普通縣城城管大隊的尷尬。“如果縣政府能出臺一個條例,規定什麼地方可以擺攤,什麼地方不能擺就好了。”
前些天,胡東博去石家莊市城管局開了一個交流大會,一個新的理念是建設數字型城管,即像交警一樣在主要路口安裝攝像頭,然後依法處罰,用於城市管理。
“那得500萬,對於我們元氏縣來說,會是一筆巨大的開支。”胡東博揮揮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