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規定”多年來幾乎一成不變，這並不符合法律發展的邏輯。時過境遷，昨日之規定實難適應今日之需要。故此，立法者們應敢於突破種種利益藩籬的羈絆，定期檢視法律規定，推進法律規定的及時調整、適時發展。

　　獨生子女費每月5元，實行了31年；職工探親假規定，實行了32年；防暑降溫費，“模糊執行”了53年。有些規定在數十年前出臺後就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沉睡”不醒中卻仍在行使對當今社會的指導性職能。

　　事物的發展是運動的、變化的，而非停滯不前、靜止不動的。法律法規同樣應遵循這樣的發展邏輯，隨着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相應的調整，或廢或改或重新制定。畢竟，時過境遷，昨日之規定實難適應今日之需要。因此，法律規定不能沉睡在書架上，停留在文本上，而要應時調整，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例如，我國現行憲法是1982年制定，但截至目前，也已歷經四次修改，通過了四次憲法修正案，在保持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基礎上實現了與時俱進。

　　其實，法律這項制度從誕生至今就一直飽受滯後性、穩定性和權威性之爭，但毫無疑問的是，涉及到公民基本權利等憲法層面的規定，修改更爲謹慎，穩定性亦較強。例如，美國《聯邦憲法》自1789年批准成立生效至今，已經存續200餘年，成爲當今世界上存續時間最長的憲法。當然，這是享有根本大法之譽的憲法應有之地位。然而，媒體報道的這些“沉睡的規定”爲何也能數十年來幾乎一成不變，是立法技術足夠高明，上述規定已經具備了超強的預見性？還是上述規定根本不重要，可有可無，導致人們對其視而不見？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爲從法律發展的角度來分析，既然上述規定依然發揮着作用，就足以說明規定的事項和內容爲公衆所必需。細細梳理這些規定，不難發現其背後承載着的都是事關公衆切身民生利益的具體性權利，如獨生子女獎勵權、探親休假權、高溫權益等等。上述規定大多成型於改革開放初期，立法的效力層級較低(可謂是“小法”)，規定的內容較爲粗陋，立法技術及預見性斷然不可能有多麼高明，部分規定甚至存在制度上的不公，例如有名無實的探親假規定，幾乎成了公職人員的福利，受到了公衆的廣泛質疑。其實，早些年，媒體和公衆都曾對上述規定提出過修改意見，但相關部門仍囿於規定背後所涉的利益博弈之限，止步於聽而不聞或聽而過之，導致上述規定常年“沉睡不醒”。

　　亞里士多德曾認爲法治包含兩個必備的要素：“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可見，立法是一門高難度的技術，要求所立之法不僅是良法，還是硬法，應具有可操作的剛性。

　　但同時，應當明確的是，以現今的立法技術，啓動修改程序並不複雜，充實完善上述規定也並非難事。因此，我們期待上述規定的制定者們，儘快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關注民生的決心、改革創新的信心，敢於突破種種利益藩籬的羈絆，定期檢視類似上述規定的“小法”，推進上述規定的及時調整、適時發展。

　　(作者單位：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法院)

　　(來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