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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皆有終點,但生喜死悲的命運色彩,令人們談論起死時總難免有幾分怯怯。倒是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先生頗爲豁達,他在剛剛出版的新書中說,“如果我必須通過吸管進食,並且沒有復原或恢復行動能力的可能性,那醫生就應該替我去除吸管,讓我能迅速地辭世”。
李光耀先生的話引起坊間的關注,臨終要不要“插管”也再度成爲談資。其實,這是老話題了。實質是如何理性對待生命的終結,臨終要不要“過度救治”。此話題雖已談論了多年,但在現實生活中,在公衆觀念上,或在社會的制度安排上,似乎未見改進。隨便到醫院看看,那些臨終病人,儘管神志不清,既沒生活的樂趣更談不上生活質量,甚至失去做人的尊嚴,但依然身上插滿管子,靠藥物和器械苟延着生命。
這若是出於病人的意願,或可理解。但事實上,由此造成的巨大痛苦往往令病人“痛不欲生”,文學巨匠巴金就痛陳自己經年的病榻生涯爲“非人的生活”,因此,許多病人對“插管”深惡痛絕,強烈要求拔除。而對病人的親屬來說,則不僅意味着沉重的經濟負擔,還有對工作、生活帶來的嚴重影響。他們往往深陷泥潭卻不敢輕言“放棄”,這既有周遭輿論的壓力,更在於血緣親情及傳統文化對生命的敬畏和未能盡力挽留親人的心理自責。於是,本人不願、親人無奈,既不能挽救生命卻又徒增病人痛苦的怪圈,多少年就一直這樣惡性循環着……
也有例外,如多年前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醫生羅點點就建立了“不插管”俱樂部,倡導人們簽署生前遺囑,不過度醫療和有尊嚴地死去。去年媒體也曾報道浙江一位醫學博士,當其父親罹患癌症晚期,便不主張高齡的父親再動手術搶救,而是讓父親在家鄉安詳離去。但這樣的事例畢竟鳳毛麟角。更多的家庭是,親人臨終,整個家庭也被折磨得好似赴了一次“鬼門關”。這已成爲每一個經歷如此變故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而對於社會來說,更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
難道就不能改變這種狀況?這牽涉到“臨終關懷”的問題。其實,在美歐等一些國家,臨終關懷已是很成熟的事業。對那些身患絕症或走向生命終點的人,他們一般不主張過度救治,而是送到臨終關懷醫院或場所或者就在自己家裏,施以必要的藥物和心理治療,減輕病人的痛苦,讓其有尊嚴地走到生命終點。當然,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既取決於生命觀的改變,重在追求生命質量和生命價值,還在於醫療行業相應的制度和設施跟進,對醫院來說,“臨終關懷”病牀往往是賠錢的。而“臨終關懷”如果沒有醫療業的支撐,一切都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