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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四風”問題,恐怕我們每個同志在思想上都受過沖擊,都曾彷徨過、糾結過,甚至痛苦過。少數同志甚至經歷過從看不慣到跟着幹、從被迫幹到熱衷幹、不那樣幹就不知怎麼幹的過程。
“四風”的根源應該是多方面的,有體制機制的問題,有上行下效的問題,等等。對軍隊領導幹部而言,起碼有兩個深層原因:一個是準備打仗的思想太少,另一個是個人主義的東西太多。
長期的和平環境和市場經濟條件,使個人主義的滋長有了更適宜的土壤、空氣和水分。在一段時間內一些同志確實像毛主席當年嚴厲批評的那樣: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
比如形式主義。大家都知道形式主義害死人、累死人,但有些人爲什麼樂此不疲,甚至把形式主義規範化了呢?問題的關鍵在於形式主義還喜煞人,有時甚至能得到表揚,有利於小單位的榮譽特別是個人的升遷。毋庸置疑,這裏面有工作慣性的問題,但個人名利的東西,還是佔主要成分。
比如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的突出表現是脫離羣衆、高高在上,把目光盯在領導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留沒留下好印象上,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割裂開來。高高在上的原因也是利己思想在作祟,不願深入基層吃那個苦、流那個汗、受那個累、出那個力,所以就靠文件來了解情況,靠開會來指導工作,靠老經驗、小聰明來實施領導。
比如享樂主義。享樂主義的重要標誌就是精神懈怠、貪圖享樂、不思進取。這是一種完全從個人角度、個人利益出發的頹廢人生觀。一些領導幹部爲黨的事業幹出一些成績,便潛生暗長出“幹出過不小成績,吃點喝點享受點算什麼”的思想,把過分的享樂當成個人勞動、個人權利應分的“紅利”。再就是有的幹部沒有幹到頭、已經看到頭,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觀念下,利用職務便利,行享樂之事,甚至生出“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之嘆。
比如奢靡之風。有些領導幹部覺得下級接待他,奢侈一點纔算“尊敬”,宴席高檔纔給“面子”,場面壯觀纔夠“規格”,警車開道纔是“重視”。一句話,幹好這些活的人,纔是可塑之才、可用之人。我們有些同志就恰恰迎合了這些東西,把接待工作擺上了“戰略位置”、成爲“第一要務”,從中謀取私利。
個人主義的極端化折射出來的是理想信念的動搖和迷失。因此,反“四風”必須剷除極端個人主義,否則,不僅會出現“割韭菜”現象,甚至會使“革命理想高於天”的精神力量消失殆盡。(楊玉文)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