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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年前在絕望中開胸驗肺,到今年6月底在無錫移植雙肺。“開胸驗肺第一人”張海超終於在8月1日出院,重新開始一段依舊前途未卜的新生活。
這4年,張海超一直在維權——幫助與他一樣患上塵肺病的農民工兄弟維權。
但重獲人生的張海超依舊迷茫。8月9日,在與齊魯晚報記者的對話中,張海超說,他相信法律,但不相信執法;他不贊成塵肺病患者用極端手段維權,但又找不到更有效的路子救他們、救自己。
“我把工友開胸驗肺的路堵死了”
齊魯晚報:8月1日出院後,感覺自己身體怎麼樣?
張海超:呼吸比以前好太多了,現在回家爬4樓也沒問題。
齊魯晚報:還住在無錫?
張海超:對,術後每周都要復查,來回跑不方便,在這邊租房住。
齊魯晚報:感覺你還是不時咳嗽。
張海超:手術後每個人都有不同反應吧,有些乾咳,沒痰。
齊魯晚報:等身體好轉了,能恢復勞動能力嗎?
張海超:基本上得4至6個月,或者8個月,不可能恢復到常人水平,但有工作能力,以後還是不能再從事重體力勞動。
齊魯晚報:那是不是也要重新考慮一下未來了?
張海超:肺移植以後很難預料。現在我不願意想那些事,想太多了對自己有很大壓力。包括以後的醫藥費,我剩下那些錢,也就夠維持兩三年的了。先活下來再說。
齊魯晚報:女兒也應該上小學了吧?
張海超:是啊,我現在還沒有見到她。我常常想起她在我查出塵肺病時的樣子,她問我:“爸爸,你要是不到40歲就走了,那時候我多大?”
齊魯晚報:手術後還要花很多錢買藥?
張海超:手術花了37.5萬,肺移植後前3個月,每月醫藥費就得25000元左右。有病友調侃說吃兩粒藥得五百多,像在大飯店吃了一桌菜似的。我覺得跟吃了兩個小金豆一樣,都不敢多吃飯,生怕吃多了把小金豆吐出來。
齊魯晚報:不久前,公眾纔知道2009年你其實獲得了120萬元賠償,而不是之前說的61.5萬。
張海超:那120萬其實是封口費。當時診斷出塵肺病的有幾十個人,企業說不可能每人都給120萬,他們讓我不要把這件事說出去,對外我只能說賠償了61.5萬,這樣可以降低企業以後對其他工友的賠償額度,當時我迫不得已答應了。現在頂著壓力公布真實賠償,就是想借此為更多塵肺病患者爭取這一線活下去的希望。
齊魯晚報:當時別人也這樣?
張海超:據我了解,當時其他工友對外說的賠償款也少,這都是為了配合單位對後來者減低賠償標准而不得已撒的謊。
齊魯晚報:這120萬在4年後救了你的命。
張海超:當年我鬧得最凶,所以我得到的賠償最高,有的工友纔拿到十多萬。
齊魯晚報:在塵肺病人維權中,是不是誰鬧得越凶,就能拿到越多賠償?
張海超:因為我是“開胸驗肺第一人”,不幸中的萬幸,但是我把工友開胸驗肺的路給堵死了。
鑒定難度不是降低了,是更難了
齊魯晚報:所以有人想效仿你,用極端的方式引起社會注意?
張海超:是,經常有患者在聯系我時,提到自己也想開胸驗肺,因為依靠鑒定來維權的路太難走了。如果在維權的道路上屢屢受挫,就會有人走向極端。
齊魯晚報:不是有人說,張海超開胸驗肺之後,塵肺病鑒定的難度降低了嗎?
張海超:很多人都這麼說過,是張海超讓難度降低了,其實不然,是鑒定更難了。比如說我原來去綜合性醫院鑒定,除了職業病防治所說不是,其他醫院都說是塵肺病。現在呢,綜合性醫院為了給自己減少麻煩,他們也不說你是塵肺病,只告訴你不是肺結核、不是肺癌,你還得去職防所鑒定是不是塵肺病。
齊魯晚報:也就是說醫院再多,但“說了管用”的還是只有職防所。
張海超:對,有的工人去醫院時會錄音,證明我是塵肺病,但現在綜合醫院的醫生都很精明,他們不想給自己帶來麻煩,乾脆什麼都不提。所以塵肺病人的鑒定門檻實際上是提高了,職防所說你是,你就是;職防所說你不是,你就不是,沒法說理去。而且鑒定都被當地壟斷了,一個大企業,很容易跟當地鑒定部門打交道,很容易產生問題。但跑到外地鑒定,法律上又不支持。
齊魯晚報:所以一些患者就會覺得依靠鑒定根本無望?
張海超:是,有很多患者給我發過信息,對當地專家完全不信任,但他們偏偏又不能去別處鑒定,所以很多人最後就絕望了。
齊魯晚報:那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張海超:需要增大現行法律的執法力度。比如說患者去申請職業病診斷,單位拒不提供相關材料,不提供材料的話,診斷機構就不受理。職業病防治法有規定,單位不提供,要求鑒定的人可以去安監部門投訴,一個月以內,安監部門必須給出答復,由安監部門督促用人單位交出材料,如果用人單位還拒不配合,安監部門可以出具用人單位拒不出具材料的函,給職業病診斷機構,讓鑒定部門依據材料做出診斷,然後安監部門對企業做出處罰,要求整改。但很多安監部門去企業時,企業都不搭理他們。所以我覺得,有關部門不光是要完善立法,更重要的是執法。
“不要讓塵肺病人走極端纔能引起關注”
齊魯晚報:這4年幫人維權,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案例?
張海超:這種案子挺多的。印象最深的就是2011年12月我第一個代理的浙江省永康市黃福華的案子,他是貴州一個農民工,一些經歷跟我很相似,農民工鑒定塵肺病過程中所能遇到的挫折,他幾乎都遇到了。
齊魯晚報:他都遇到了什麼難題?
張海超:他在單位體檢了,但單位和當地衛生院拒不告知體檢結果,還有就是企業在黃福華去做診斷的時候,拒不提供材料。我去找黃福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訴給他們體檢的醫院,因為醫院隱瞞體檢結果。後來的判決也是挺可笑,不倫不類的。二審判決說,這個醫院有告知義務,但是醫院把體檢結果給弄丟了,無法告知。法院就說,不能判你們勝訴,因為我們讓企業告知你們體檢結果,但他們弄丟了,沒法執行,因此法院只能駁回訴求。
齊魯晚報:後來呢?
張海超:後來他遇到的問題就是絕大部分塵肺病患者都會遇到的了。診斷結果是二期塵肺特征,但無可靠性粉塵接觸史,因為企業拒不提供材料,我就帶他去相關部門講道理,最後衛生監督所的人答應去他原單位檢查,結果他們早就打掃好了,去就合格了。我說黃福華在這兒工作了好幾年,都合格的話,他怎麼會得這個病?後來黃被鑒定為二級塵肺病,鑒定之後,企業不服,又去申請鑒定,去省裡面鑒定,我就去跟省裡說,你們要是把結論推翻,我同樣可以告你們。
從2011年12月一直打到2012年5月份,最終鑒定結果是二期塵肺病,但後來工傷認定企業在程序上能拖就拖,又開始行政復議,後來法院判了,可在賠償時,又發現企業雖然買了工傷保險,但是沒有足額買,給黃福華是按最低工資買的。當地社保局的說法是,只要企業給買了,是否買夠了,我就不再監管了……
齊魯晚報:真是每一步都一波三折。
張海超:我2011年年底去過1次,2012年去了6次,一共去了7次,律師又去了兩次,這個事還沒結束,估計還要再去。剛認識黃福華時,他住在5樓,噌噌噌就上去了,現在走路都費勁了,再拖人都拖死了。
齊魯晚報:每個懷疑自己患上塵肺病的農民工想診斷和維權都這麼難嗎?
張海超:維權普遍是這種情況,官司沒有終結以前,拿不到任何賠償,一拖幾年,有好多應該拿到錢的人也已經病危了。拿到賠償的人也不好活,拿到幾十萬,醫藥費、生活費,到最後錢花完了,人也死了,人財兩空、家破人亡。你說我算高額賠償吧,但現在錢也花得差不多了,再過幾年,同樣也是錢沒了,人也沒了。不管錢多錢少,最後都難逃人財兩空的局面。
齊魯晚報:那你為什麼還要堅持幫人維權?
張海超:我深知維權艱難,後來因為身體原因,我喪失了勞動能力,別的也做不了,自己知道維權的艱辛和疾病折磨的痛苦,還有帶給家庭的壓力,特別同情這個群體。再加上自己在塵肺病群體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想選擇一些具有代表意義的案子,一方面能幫助他們一個人或者是一個群體,另一方面,也通過媒體的呼吁報道,推動中國的法制進程。
齊魯晚報:感覺這4年來塵肺病人維權方面有進步嗎?
張海超:工人尚未覺醒,公眾卻已麻木。
齊魯晚報:怎麼說?
張海超:因為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大家已經麻木了。開始覺得這些人真可憐,後來一看全國這麼多呢,幫不過來了。我現在幫著患者維權,哪怕這個案子再有影響力、有代表性,如果這種事情特別多的話,媒體的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所以,現在靠媒體的關注解決這件事情不是根本、長久之計,還得通過政府和各方的努力。不要讓塵肺病患者非要走上極端纔能引起公眾關注,我還是想讓所有的塵肺病患者都有一個正常的、快捷的法律解決途徑。
齊魯晚報:也就是說,你還相信法律?
張海超:我對有關部門充滿了不信任,但是現在我還是鼓勵這些人走正常的法律途徑,法律是值得信任的,但對某些執法人我是不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