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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邯鄲的退休宣傳幹部宋繼超,第三次決定向老師道歉。
當年,紅衛兵讓他揭發“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初中語文老師郭楷,這個少年脫口而出三條“罪證”,用他的話說,就像背後刺中老師的“三支冷箭”。批鬥時,郭老師的耳朵差點都被撕下來。
這些年,宋繼超一直想找機會給老師道個歉。第一次,話到嘴邊沒說出口;第二次,寫了篇文章投給報社,沒能發表。如今,老師早已去世,宋繼超也退休了,可64歲的他依然放不下這件事。
59歲的張紅兵也因一次揭發而揹負沉重的心理枷鎖。“文革”中,他和父親向軍代表檢舉母親的“反動言論”,導致母親被槍斃。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這個祕密,直到4年前纔開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佈。最近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說因爲“想逃卻無處可逃,必須面對”。
這個夏天,將道歉公之於衆的,不只一個人。6月中旬的一天,宋繼超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相識的報紙評論版編輯約稿,請他談談對一條新聞的看法。新聞中的主人公是61歲的山東老人劉伯勤,他在雜誌上花錢刊登了一則廣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鬥、抄過家的校長、老師、同學和鄰居公開道歉。
“看到老劉寫的這個,我感覺也得馬上寫一篇!”邯鄲炎熱的中午,宋繼超坐在家裏的沙發上,拍着大腿激動地說。他怕再錯過機會,當時直接在郵箱裏回覆:“我也想道個歉,最想跟初中時的語文老師郭楷說聲對不起……”
一週後,湖南的溫慶福、山東的盧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報紙上分別向“文革”中傷害過的人道歉。這些毫不相識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過非理性的選擇,經歷過漫長的歲月後,現在他們又作出了同樣的選擇——道歉。
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揭發初中老師這件事,就連和宋繼超是初中同學的妻子,也不大清楚。和老同學們聊天兒時,大家也會說起當年的事,哪個老師被鬥啦,要麼就是“大串聯”時有意思的事,“都是能上桌面的”。
不過,只要提到郭老師,宋繼超就覺得良心不安。有些話憋在他心裏,已經“倒來倒去不知道多少遍”。
在宋繼超的印象裏,語文老師郭楷又瘦又矮,說話帶着濃重的鄰縣口音,但他上課風趣,很受學生歡迎。這個地主的兒子知道自己出身不好,爲了追求進步,在紙上寫下“毛主席萬歲”幾個字,做成幻燈片投射到村裏的土牆上,爬上梯子一筆一筆描成大標語。
那時,宋繼超經常和七八個同學擠在老師的宿舍裏“開小竈”。郭楷曾用3個週末,講“臥薪嚐膽”的故事;講到“知識就是力量”時,他說知識不一定是學歷和文憑,學歷高的人只能當謀士,學歷不高的人卻能當領袖;他鼓勵每個學生根據自己的條件選擇人生道路,學習成績不太好的,可以主動要求上山下鄉。
這三件事,成爲宋繼超日後揭發老師的“罪證”。許多年後,他在自己寫的小說和散文裏懺悔,但一直沒能讓老師聽到,也沒有機會公佈。
“老劉等於提出一個課題。”宋繼超親切地稱呼着遠方那個陌生的同齡人,“我們現在懂得人性和良知了,也得回頭看看自己當年有多幼稚。”
劉伯勤是這些人中第一個在報紙上刊登道歉廣告的。今年年初,他少有地參加了一次同學聚會,儘管這麼多年過去了,見到當年被他抄家的“黑五類”同學,還是會不好意思。
《南方都市報》還原了那次聚會的一些細節。“說句良心話,我對不起他們。我真想見見他們,給他們道歉。”飯桌上,劉伯勤對其中一位同學說。幾個月後,他在《炎黃春秋》雜誌上刊登了道歉廣告。“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他這樣寫道。
這句話讓1000多公里外長沙的溫慶福很有感觸。今年2月,他也寫了篇博客,向自己傷害過的同事和老師道歉,並把文章投給《快樂老人報》編輯部。“其實我的道歉心存很久,良心的責備是主要的。”67歲的他說。
編輯鄒東鋒一直尋找合適的刊發時間。類似的來稿非常罕見,他想把這類文章集納成主題,引起更多人的共鳴。劉伯勤刊發的道歉廣告成爲一個契機,他馬上在讀者QQ羣裏發佈徵稿啓事,山東和福建的兩位老人發來郵件。
鄒東鋒還爲這三篇文章寫了段編者按:“對於‘文革’,歉意不一定能彌補什麼,而傷害卻有可能被原諒。其實,這份歉疚在親歷者心中,不是沒有,而是缺乏公開的勇氣。在我們收錄的這份懺悔錄中,這一句道歉,來得也頗爲沉重!”
沉重的記憶始於1966年。11月的一天,“文革”積極分子宋繼超正在高中教室裏編《紅色造反兵團報》,三四個紅衛兵突然走了進來。
“郭楷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在學校已經被批鬥了,你當年是他最熟悉的學生,你應該最知道他的問題,希望你積極揭發。”紅衛兵說。
“那我給你說幾個事吧。”當時,高中的山牆上已經貼滿批鬥老師的大字報,宋繼超“腦子一熱”,覺得郭楷確實也有問題。他把老師說過的那三句話,曲解爲“替彭德懷喊冤叫屈;誣衊偉大領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歪曲領袖指示,貶低上山下鄉的革命行動”。說完,他還摁了手印。
“你再好好想想,有事再跟我們說。”紅衛兵滿意地走了。沒過多久,宋繼超聽說,郭楷被揪上批鬥臺,脖子上掛着很重的牌子,耳朵也被撕流血了。
“我說的三條非常要害,把郭老師害苦了。”回憶到這裏,宋繼超訕訕地笑了。可在當時,他只是覺得,“不應該揪人家的耳朵”。
那時,宋繼超的同齡人都在“鬧革命”。溫慶福貼出了炮打學校黨支部負責人的大字報,還帶人抄了同事的家。劉伯勤和一羣人闖進“黑五類”同學家,摔碎了同學奶奶的照片,沒收了相框後面藏着的200元現金。
這段經歷,後來成爲他們心中一個“過不去的坎”。
“現在總結回顧‘文革’,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層內幕。其實,全民總結歷史,把自己擺進去很有必要。爲什麼在同樣大環境下,每個人表現不一?”溫慶福說。
這就像個瘡疤似的,揭是不揭?
1984年,聽說郭楷因腦血栓住進邯鄲的醫院,已經是軍官的宋繼超拎着蘋果,和幾個同學一起去看他。
早在十幾年前,宋繼超已經意識到自己“做錯了事”。當時,宋繼超所在的派別奪權失敗,他離開家去當了兵。1971年,部隊突然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隨時打好揹包準備出發,晚上還要站崗巡邏。
戰友們都在猜出了什麼事,直到國慶節後才正式傳達了中央文件,“副統帥”林彪外逃,墜機於蒙古溫都爾汗。
宋繼超聽了大吃一驚,很長時間擰不過彎兒來。“心裏覺得挺沒意思的,我積極搞運動最後落了個‘失敗’,林彪成了叛國者,歷史開了大玩笑!我醒悟了,簡直太可笑了,想起自己揭發郭老師的事情,太可惡了!覺得自己很可恨,怎麼那麼傻呢,那麼狂熱呢?”
宋繼超開始想了解郭楷的近況,可他不敢回母校,只能悄悄向同學打聽老師的消息。他聽說郭老師渡過了難關,已經回學校繼續教課了,又聽說郭老師身體很虛弱,還患上了多種慢性病。他想找機會跟老師解釋那件事,這麼一等就是十幾年。
實際上,“文革”結束不久後,道歉就開始了。一位覺得良心不安,曾有過道歉行爲,但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一再出現在媒體上的老人回憶:“一開始說要考試時,我們就去找老師業餘教我們。那時我們就道過歉,‘老師,過去你別放在心裏’。我看到我們學校一個比我大幾年級的學生,回學校進門見老師就鞠躬道歉。”
宋繼超也聽說,“文革”剛結束,高中一個打過人的同學就去老師家登門道歉,可老師卻只是冷淡地說:“我不需要你道歉,你走吧。”
“老師可能認爲他人品不好,道歉是裝模作樣。”宋繼超分析,都在一個城市裏,有人怕老師找後賬,所以主動去道歉,尤其列入“打砸搶”的,屬於清理對象,怕別人舉報,更得小心了。
宋繼超說自己沒有打過人。但去醫院之前,他一直猶豫,這件事到底是說好,還是不說好。其實,他已經組織好了語言:“當時我光想造反昏了頭了,扭曲事實,上綱上線,胡說八道。”
可走進病房,看到躺在牀上的郭楷,那個曾經寫詩、玩音樂、愛打籃球的青年教師,已經變成一個瘦弱的“小老頭”時,宋繼超只叫了一句“郭老師”,眼淚就掉下來。
“什麼也不用說,你們能來看老師,老師就最高興啦。”儘管只有50歲,可中風摔了一跤之後,郭楷說話已經有點不流利了。他看着曾經最得意的學生、已經有點禿頂的宋繼超問:“你在部隊怎麼樣啊,好好幹,繼續多寫文章。”
這時,距離他們上一次相見,已經過了18年。
坐在病牀旁邊,看着郭楷虛弱的樣子,宋繼超覺得自己就是加害老師的其中一人。可直到老師出院,道歉的話也沒說出口。“老師沒說這個事,同學們在旁邊問怎麼治療,我單獨解釋,太突兀了。這個事好像瘡疤似的,揭是不揭?他住院時誰也沒揭,後來就沒機會了。”
回到部隊後,宋繼超以自己和老師爲原型,寫了篇小說,名爲《在老師病牀前》,但一直沒機會發表。故事最後,主人公說:“但願老師早日康復,健康長壽。”
在那個世界裏,他還是沒能把道歉的話說出口。
山東蓬萊,剛剛成爲一名郵遞員的盧嘉善也失去了這個機會。同樣是在1984年,他和小學老師在街上重逢,退休的老師推着自行車賣雪糕貼補點家用。“文革”時,盧嘉善揭發老師體罰同學、用教鞭打腫了學生的手掌,說完,他朝老師踢了兩腳。
“那時必須得發言,不發言就不能加入紅小兵。”電話裏,盧嘉善帶着濃重的山東口音說完,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
盧嘉善掏出10元錢想塞給老師,可老師硬是不要。提起這段往事,年過六旬的老師搖了搖頭說:“老了,什麼事都不記得了,那時你們都是毛頭孩,誰還沒有點脾氣?關鍵是現在你們長大了,能掙錢養家餬口,很不錯了。”
盧嘉善不知道該說什麼,他退後兩步,對着老師鞠了一躬。
事隔40多年了,至今還在諸多報紙、網絡上大量登載有何意義?
又過了18年,宋繼超把當時沒能說出口的話,寫進了文字裏。2002年,一家報紙舉辦徵文活動,他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下《三支毒箭終生悔》。
文章最後,他寫道:“郭老師,我已經無數次向蒼天呼喚:寬恕你這個不肖的弟子吧!今天,我願再次向老師呼喚:寬恕這個不肖的傻孩子吧!如果真有天堂或來世,我願永遠追隨你!”
這時,郭楷已經去世了8年多。宋繼超事後才得知消息,他聽說,沒有什麼學生爲老師送行。
遺憾的是,這篇文章最終也沒能發表。“我一直記着這個事。如果那時候發表,我會稍微解脫一點,這次就不會再寫了。我想讓全國都知道我辦過這麼卑鄙的事,雖然有那個大環境,但這個事不應該這麼做。”
對於過去的那些事情,溫慶福本來已經不想提了。1995年,他給自己貼過大字報的老校長畫了兩隻大壽桃,專門坐車去益陽市,拜託學校傳達室的大爺轉交。儘管沒有得到回覆,但他覺得稍微好過點了。幾年後,他去美國出差,參觀教堂時看到很多教徒在排隊懺悔,覺得“懺悔是個很好的事情”。回國後,溫慶福買了本聖經,“共產黨員本就是無神論者,但是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對個人靈魂的觸動”,他曾對媒體這樣說。
這些年來,溫慶福喜歡看巴金、胡適、梁漱溟晚年的回憶錄,一直想寫篇道歉的文章。“‘文革’離現在40多年了,當年的青年變老年了,老年人喜歡回憶、反思。”他希望自己的經歷能夠成爲一筆財富,送給子女和年輕人。
他還記得,“文革”時期,一個工宣隊員用鐵鉗把一位老師的牙齒拔了。“當時看客很多,不敢譴責他,我也是。這是不是魯迅講的國民性?我也是有,比如帶人抓同事,也是不甘落後,跟上潮流,圖個好前程。只顧自己不落後,別人受到殘酷迫害,這不是自私是什麼?”他反省道。
2009年,溫慶福在日記中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表達:“我成了迫害張老師一家的幫兇,現在想起來真內疚。”
“我覺得啊,像我們這種公開的道歉,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自己過不去這個坎,老覺得對不起別人,要不說出來過不去,而且越看到有人公開道歉越過不去。”那位不願意再具名的老人說。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這樣的想法。劉伯勤的道歉廣告刊登後,兒子在電子郵件中跟父親說:“廣告費很值啊,你現在是名人了。”後面是一個苦笑的表情符號。有的同學也問他:“你搗鼓這個幹嗎?”
在網上看到一時成爲焦點的“律師懺悔‘文革’舉報母親致其被槍決”這篇《新京報》報道,張紅兵的堂弟無法理解這種自揭“家醜”的行爲,他給堂兄發來短信:“我真不知道:事隔40多年了,至今還在諸多報紙、網絡上大量登載有何意義?我個人理解:大凡40歲以上人會認爲大逆不道,40歲以下人是在聽人‘說古書’,更有甚者,會嘲弄我們。”張紅兵的妻子也曾對他說:“還講那些過去的事情幹什麼?我們今天不是過得很好嘛。”
可1970年冬天對於張紅兵來說就像一個重複的夢魘。那個寒冷的晚上,16歲的他和父親一起,揭發母親方忠謀“我就是要爲劉少奇翻案”的言論。在檢舉信的最後,當時的少年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他至今都清晰地記得,公審大會後,母親被拖上駛向刑場的解放牌大卡車時,掉下了腳上穿的一隻黑色平跟帶袢兒皮鞋。
母親去世後,張紅兵患上了精神抑鬱症。粉碎“四人幫”時,他懷疑這是軍事政變、資本主義復辟,擔心自己會被作爲反革命分子抓起來。他不願意跟人交流,連扣衣服釦子都要想一想,甚至想過自殺。
直到1979年,張志新的事蹟刊登在報紙上,政治形勢變了,他才意識到自己錯了,開始給母親寫申訴材料。接受媒體採訪時,他曾把一家媒體的記者帶到母親墳前,雙膝撲跪,在塵土中磕頭,“媽媽!我帶了記者來,我會把你的故事告訴他們。”
說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衆中對此進行爭論、辯駁,以我爲戒
道歉文章發表在《南方週末》後,宋繼超覺得這件事終於可以畫上句號了。“傷害過人的朋友,讓我們道歉、懺悔吧,不只是爲了自己心安,還爲了能直面子孫、直面歷史。”這一次的文章結尾,他不再只是祝老師身體健康、求得老師寬恕。
宋繼超沒有機會聽到老師的原諒了。不過,溫慶福的文章發表一個多星期後,曾被他抄家的同事張瓊英的兒子給編輯部發來一封郵件。張瓊英已經87歲了,患有老年癡呆症的她看到文章後,只是說了句:“那不怪他。”她還記得抄家時,溫慶福曾經“高擡貴手”,沒有把搜到的油印傳單交上去。
“溫老師,您可以放下這分愧疚了。”張瓊英的兒子在郵件中說,“‘文革’突起,泥沙俱下。有人被裹挾,有人被欺騙,有人被煽動,有人卻是昧了良心。我們現在再次提起‘文革’,不是因爲怨恨,而是爲了反思,爲了警醒。”
爲買到這份刊登着回信的報紙,溫慶福頂着太陽騎自行車跑了3個報攤。他對前來採訪的《瀟湘晨報》記者說:“終於可以放下了。”
在微博上,溫慶福還轉發了一位時評作者對此事的評論:“當事人的寬容,乃至選擇性遺忘,並不能成爲個體參與作惡者開脫的理由和藉口,傷口修復,仍有賴於真誠悔過。一個人的傷口修復是這樣,一個民族的創痛修復亦如是。拒絕懺悔和道歉,總是躲躲閃閃的遮掩和迴避,對於那些被裹挾的盲從者、個體作惡者,似乎這樣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由此沉澱下來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會的隱憂。”
劉伯勤已在5年前獲得了同學的諒解。他把曾經的“黑五類”同學請出來一起吃了頓飯,當面道了歉。“我們那時候年齡小,是孩子。那時候大環境不都這樣嗎?”同學對他說。劉伯勤清醒地告訴採訪他的記者:“包括老師、其他人,所有我道過歉的人都這麼講。但這是人家的寬宏大量。”
並不是所有的道歉都獲得了諒解。這些道歉者中,受到質疑最多的是張紅兵。在網上,有人說他只有在母親墳前切腹自殺才能謝罪,有人稱他是“時代的投機者”,就連經歷過“文革”的同齡人也說他的道歉“難以讓人諒解”,因爲他觸碰了“人性的底線”。
今年以來,張紅兵接受了許多家媒體的採訪,但另一些道歉者在公開懺悔之後,謹慎地保持低調。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老人委婉地表示,自己犯的錯與張紅兵的罪不能混爲一談。“爲什麼有的打人,有的堅持文鬥不搞武鬥,還有相當多的‘逍遙派’,對政治不感興趣,或無聲地抵抗?‘文革’期間,是芸芸衆生的大展示。每個人的善和惡都暴露出來了。”他說。
對於這些評價,張紅兵的回覆是:“看到罵我、要我去死的話我不生氣。一是我該罵,二是我主動‘找罵’,說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衆中對此進行爭論、辯駁,以我爲戒。”
他也承認道歉應當區別對待。“但是,無論罪錯大小,關鍵要看道歉者是否誠實,有沒有說出全部真相。我是否誠實地說出了全部真相,我的道歉能不能得到人們的寬恕,不是我說了算,只能讓歷史來證明。”
社會和解是“不計”前嫌,而不是“不記”前嫌
宋繼超注意到,這兩年網上爭論“文革”的文章又開始多起來,“好像繞不過這個坎兒似的”。
“道歉本身是一種自我解脫,也是對‘文革’的反思。”他說。
在一位經歷“文革”的老人看來,今年夏天颳起的這股“道歉風”,因爲有新聞背景,也與大家對“文革”的反思積澱了許多年、但媒體上呈現並不多有關。一位研究者則表示,幾年前不會想到,每個人都該爲“文革”時犯過的錯誤懺悔,這種認識會得到這樣廣泛的贊同。
成爲媒體關注的焦點後,劉伯勤和溫慶福都婉拒了多家媒體的採訪。劉伯勤認爲道歉是很個人化的行爲,溫慶福也表示:“不想爲此事出名。應該宣傳‘文革’中那麼多的被害者,我算什麼?”
在上述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那位老人看來,現在有些人把道歉者塑造成英雄,他無法贊成。“什麼英雄,開玩笑了,這能算英雄嗎?你畢竟幹了個壞事,沒有壞到底。人家給你肯定,也是善意的。沒有壞到底就是了,咱沒壞到底。”他說。
媒體尋找的人還有張紅兵。最近一次接受媒體採訪後,他留在安徽老家整理資料。畫家李斌打算將張紅兵的故事創作成連環畫。這位畫家最爲知名的作品,一幅是“文革”時期的版畫《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主人公一手舉着光芒四射的紅寶書,另一隻手攥着毛筆;還有就是他參與創作、被視爲“傷痕美術”代表作的連環畫《楓》、《傷痕》、《張志新》。
張紅兵說,最近還有人想給他拍紀錄片,要採訪的記者實在太多了。他通過郵件回答了記者提出的所有采訪問題,併發來短信:“這是我的懺悔工作的組成部分。讓我們爲埋葬‘文革’時代共同努力吧!”
對歷史過錯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責任,而是以全社會的名義承諾,永遠不再犯以前的過錯——這是學者徐賁幾年前提出的一個觀點。他曾在文章中表示,社會和解是“不計”前嫌,而不是“不記”前嫌。
徐賁以“文革”爲例稱,在今天的中國,不僅直接見證者擔負着記憶的責任,而且,沒有人可以用缺乏“文革”的直接經驗爲藉口,來推卸自己那一分在羣體內的記憶責任。如果不記憶,不是因爲直接記憶者沒有了,而是因爲有人拒絕接受自己那一分隔代但不斷代的記憶分工。
邯鄲夏日的午後,在小區附近的飯館裏,宋繼超喝了口啤酒,說起最近上映的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他又想起自己的一次揭發經歷。
那是在1961年,周恩來到宋繼超的家鄉伯延鎮調研饑荒問題。小學班主任派宋繼超在內的班幹部緊跟着周總理,讓他們聽羣衆都說什麼,並記下來。
那個時候,連樹葉都被人們用來充飢。周恩來問馬路旁邊的樹怎麼沒有葉子,公社幹部說:“羊吃了”。“羊還能上樹?”總理問。站在一旁的宋繼超家的鄰居看着公社幹部,告訴總理:“他爹吃了!”
周恩來離開後,說出實情者遭到批鬥。當晚,宋繼超被叫過去,和鄰居當面對質。他把白天聽到的對話一五一十地彙報,沒有去想這會給對方帶來什麼傷害。
“那時我就是個‘好孩子’。”他笑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