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在接受《經濟參考報》採訪時指出：2020年前後，不僅是我國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同時也是我國建成較爲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的攻關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國改革本身面臨的任務和約束也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變化。

　　首先，在改革的核心環節的選擇上即政府與企業改革的相互關係上，從開始的以企業(國企)改革爲核心，逐步轉變爲以政府職能轉變和相應體制改革爲關鍵。

　　其次，在作爲市場主體的企業改革的方式和內容上，從開始的國有企業爲企業改革的主要內容，且以政府行政性推動爲基本方式，逐步轉變爲多種經濟混合所有制同時企業產權多元化狀態中的企業改革爲主要內容，且以企業市場性自主選擇爲基本方式。

　　其三，在作爲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內容即市場體系的構建上，從前期的構建包括投資品和消費品在內的商品市場化爲基本內容，逐步轉變爲包括土地、資本(貨幣)、勞動、專利、環境等要素市場化爲基本內容。

　　其四，在處理市場化真正的難題上，從以往努力克服傳統計劃經濟的阻力，拓展市場機制作用空間，使之替代傳統計劃機制成爲資源配置的基礎爲主要困難，逐漸轉變爲以完善市場秩序，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競爭的主體秩序(企業產權)、交易秩序(價格制度)、法治秩序、道德秩序等在內的秩序完善，即從擴展市場作用規模向提升市場質量(公正有序)爲真正困難的轉變。

　　其五，在作爲二元經濟狀態下改革重點領域的選擇上，從前期的城鄉分別展開全面改革，逐漸轉變爲城鄉統籌，相互形成改革的統一整體，尤其是這種城鄉協調統籌的改革進程，需要同要素市場化，特別是土地和資本及勞動等要素市場化的深入及完善相互協調。

　　其六，在作爲改革績效檢驗的標準傾向上，從貧困時期更強調提高生產領域中的效率及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升程度爲首要目標，逐漸轉變爲在強調生產效率的同時，更加註重分配領域中的公平，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更加註重人們更高層次、更豐富的物質和精神生活要求等等。

　　這些方面改革的複雜程度，一點也不亞於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所進行的各項改革，而且從階段性上看，已經進入了改革的高級階段。我們只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要求，進一步明確改革的歷史使命，在制度和技術創新的基礎上，推動經濟結構的升級，實現發展方式的真正轉變，實現經濟發展的歷史性跨越。

　　(季玲摘)

　　(來源:北京日報)